1957年，傅作义到功德林看望陈长捷，陈长捷激动地喊：“你在北平谈判，让我坚守天津，结果你成了起义将领，我成了战犯，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949年1月，平津战役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陈长捷守天津，那是傅作义亲自点的将。为了让陈长捷守住，傅作义说：“只要你守住天津，北平就有办法。” 陈长捷这人，是个典型的军人，一根筋，认死理。他把这句话当成了生死契约。他在天津城里拆民房、设路障、在北宁道指挥所顶层架望远镜，甚至把法租界的小洋楼都改成了火力点。 那时候的陈长捷，心里是有底气的。他觉得，大哥傅作义在北平看着呢，只要我这也顶住，大哥那就有筹码，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可就在陈长捷带着天津守军，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里跟解放军死磕的时候，傅作义在干嘛？他在跟解放军的代表紧锣密鼓地谈判。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有利的条件，为了证明自己手里还有牌，傅作义需要天津“硬”一下。 于是，一封封电报像催命符一样飞进天津城：“部队戒备不能松，请坚守”、“寸步不退”。陈长捷每收到一封，就觉得大哥在给自己打气，回复说：“请放心，只要我活着，天津就在。” 结果呢？1月14日总攻开始，仅仅29个小时，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防御体系就被撕得粉碎。陈长捷在地下室被俘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些电报，嘴里念叨着：“傅总不会丢下我。” 等到他被押进战犯管理所，冷风一吹，脑子清醒了，再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傅作义成了“起义功臣”，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而自己成了阶下囚。那一刻，陈长捷的世界崩塌了。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陈长捷，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合着我拼死拼活流血流汗，就是为了给你铺红地毯？你拿我这十几万弟兄的命，去换你那一世英名？ 这种被“出卖”的感觉，比战败本身更让人绝望。在功德林的前几年，陈长捷几乎是个刺头。他拒绝改造，经常绝食，对着墙壁发呆。狱医给他看病，他吼道：“天下道义都让他占了，我成了冤鬼！”连同屋关押的杜聿明都看不下去，劝他：“老陈，别把路堵死，活着才有希望。” 这两人之间的情分，可不是一般的上下级。这得追溯到1920年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时候，他们还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虽然差了两届，但两人脾气相投，好得穿一条裤子。 当年在军校，两人半夜饿了，一起翻墙去伙房偷馒头吃。被学长抓住了，陈长捷刚要张嘴认错，傅作义一把把他挡在身后，自己扛了处分。后来毕业了，各奔前程。傅作义在绥远打出了名堂，陈长捷在阎锡山手下却受尽了排挤。 1936年冬天，陈长捷混不下去了，拖着行李去投奔傅作义。当时天寒地冻，傅作义听说老同学来了，鞋都没穿好就跑出来迎接，端上一杯热茶，说了一句：“老陈，咱又并肩了。” 就为了这一杯热茶，陈长捷给傅作义卖了十几年的命。抗日战争时期，陈长捷打仗那是真猛，南口战役、平型关战役，他都冲在最前线，被人称为“抗日常胜将军”。 所以当最信任的大哥，在最关键的时刻“牺牲”了自己，那种痛苦，比杀了他还难受。 1957年的那次会面，虽然只有短短十分钟，虽然陈长捷吼出了那句“永不原谅”，但傅作义始终没有辩解。他只是低声说了一句：“北平百姓幸免炮火，是我唯一能交代的。” 傅作义想坑陈长捷吗？肯定不想。但在那个历史转折点，摆在傅作义面前的，一边是北平两百万百姓的性命和千年古都的完整，一边是兄弟的情义和天津守军的安危。这道选择题，太难做了。若要抬得起千万人的性命，就得有人负重。很不幸，陈长捷就是那个负重的人。 那次见面后，两人不欢而散。但陈长捷不知道的是，傅作义回去后，心里并没有放下他。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决定特赦第一批战犯。审查名单的时候，傅作义作为水利部长，虽然不直接管这事儿，但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多次向中央反映情况。他在给上面的附条里写道：“此人坚守阵地未逃，品行可矫，抗日有功。” 1959年12月，陈长捷走出功德林的大门。那一刻，他看着外面的太阳，恍如隔世。看守告诉他：“傅部长本来要来接你，但他公务缠身，已经托人给你安排好了去上海的车票和工作。” 陈长捷听了，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拎起行囊，默默上了车。 同年腊月，上海永康路的一家小饭馆里，灯火通明。傅作义专程从北京赶来，推门进去的时候，已是满头华发。 桌上炖着热气腾腾的鲫鱼汤，那是陈长捷以前最爱吃的。傅作义坐下，看着眼前这个苍老了许多的兄弟，放低了声音：“老陈，该吃饭了。” 这一刻，没有争吵，没有怒吼，也没有抱头痛哭。陈长捷慢慢抬起头，看着傅作义，许久，他拿起了筷子。 两人相对无言，一顿饭吃得静悄悄的。席散的时候，傅作义塞给他一张工作介绍信，那是安排他在上海市政协文史馆工作的公函。陈长捷收下了，转身走进夜色里，脚步不再像当年那样急促，却多了一份从容。 从那以后，两人再没公开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