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中国援助，几乎伴随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历程。但这段持续39年的合作，至今仍有人说不清是“援助”还是“交易”。 回溯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状况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刚从动荡中走出来，各行各业都亟待复苏。 那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而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想要快速发展，急需大量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注入。 可当时国际上的商业贷款条件异常苛刻，不仅利率高，还款期限还短，对于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根本无力承担，无奈之下，中国只能转向官方优惠资金渠道，寻求更合适的合作方式。 而当时的日本，刚好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能与中国的需求形成完美对接。二战结束后，日本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外部支持，实现了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经济进入调整期，国内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压力，开拓海外市场、转移过剩产能，成为日本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再加上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主动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这让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的部分人士心怀感激。 也希望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巩固两国刚刚恢复的友好关系，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就这样，两国在资金、技术、市场上的互补需求完美契合，合作的条件也逐渐成熟。 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这次访问成为中日这段合作的重要开端，他在访华期间正式宣布，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ODA，这份承诺也被后来多届日本内阁继承下来。 其中，日元贷款是ODA的核心部分，占比高达90%左右，这种贷款的优惠力度远超国际商业贷款，以5年为一期分批提供，偿还期长达30年，还有10年的宽限期，极大减轻了中国的还款压力。 首批日元贷款就达到了约3309亿日元，重点投入到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秦皇岛港、石臼所港、兖州至石臼所铁路等多个关键项目中。 这些项目看似普通，却精准贴合了当时中日双方的实际需求。那时候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但运输渠道不畅，严重制约了能源出口和国内工业发展。 这些铁路和港口项目建成后，大幅提升了煤炭运输效率，让中国的能源出口更加便捷，也为国内工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保障。 而对日本来说，中国的煤炭资源刚好能满足其国内工业生产的需求，便捷的运输渠道也降低了日本的进口成本，同时，日本的建筑企业、设备制造商也凭借这些项目，成功开拓了中国市场，转移了国内过剩产能，实现了双赢。 日本的对华ODA并不是毫无限制，而是遵循着明确的三原则：不涉及军事领域、不影响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援助、与其他发达国家保持协调，这也让这段合作始终保持在和平、务实的轨道上。 除了日元贷款，ODA还包括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两部分，虽然无偿援助的规模远小于日元贷款，但在当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曾为援建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项目，无偿提供了大量的器材设备和资金，2003年中国发生“非典”疫情时，日本政府也及时提供了无偿医疗援助。 在技术合作方面，这段历程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截至2004年，日本已经向中国派遣了5315名专家，帮助中国提升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同时还接纳了17053名中国研修生，让他们前往日本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这些研修生回国后，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1979年到2018年，这段合作持续了整整39年，累计投入约3.65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250亿元，涉及铁路、港口、通信、环保、农业、医疗等多个领域，其中中国总长13000公里的电气化铁路中，有34.5%利用了日元贷款。 这段持续39年的合作，之所以至今仍有人说不清是“援助”还是“交易”，核心就在于双方始终坚持务实合作、互利共赢。 中国借助ODA的资金和技术，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完善了基础设施，提升了技术水平，为后续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本则通过这段合作，开拓了广阔的中国市场，转移了过剩产能，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018年度，日本政府停止批准新的对华ODA项目，这段持续39年的合作就此落幕，取而代之的是中日两国新的合作模式。 不管人们对这段合作的定义是什么，都无法否认它对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无法否认它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留下的深刻印记。它既是两国政府友好合作的体现，也是两国人民互利共赢的见证，更是那个时代全球合作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