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军区干事去开国少将家“借住”，刚踏进院子就惊叹：没想到将军家竟如此简朴！
1957年仲夏的一个黄昏，湘赣边界莲花县荷叶塘的稻田上空飘着蛙声。田埂尽头，一个身穿旧军装的中年人放下锄头，望着远处山梁，微微喘气。村民说那是刚获授少将军衔的甘祖昌。放着省城舒适疗养不去，他偏要回来种地，这件事在县里传得神乎其神，却始终没人弄清他到底图什么。
两年后，公路修到了村口，外地来客逐渐多了。1975年4月23日，福州军区宣传科干事王礼炳赶到莲花县，为部队内刊撰稿。同行的司机把吉普车停在甘家屋后，王礼炳翻下车门，第一句话是：“怎么连个像样的院墙都没有？”他的声音不算大，仍让正在拌草灰的老妇人抬起头来笑了笑，那是甘祖昌的爱人龚全珍。
屋子只两间：一间放木几、竹椅和半袋稻谷，另一间住人兼堆农具。王礼炳被安顿在里屋，摸到床架时，手掌被突出的木刺划了一道口子。他低声嘟囔：“将军家也太寒碜了。”话音未落，一旁甘祖昌弯腰搬谷，像没听见似的，只说一句：“粮食要趁晴晒透，回潮就发霉。”

王礼炳当天夜里翻看资料，发现甘祖昌工资每月三百四十八元，而当地社员平均月现金收入不到八元。第二天吃早饭，他忍不住问：“您这待遇，为什么不改善一下生活？”甘祖昌抿口稀粥，放下木筷：“国家在建设，钱留着把田基固好，比添家具强。”对话就此收住。村里的老支书后来回忆，这位将军说话从不绕弯，凡事先想着能不能省下一分公家钱。
要理解他的倔强，需要把目光往西北移三十年。1949年春天，第一野战军挥师入疆，后勤部长甘祖昌刚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就碰上粮食告急。十万部队人均口粮缩到七两，附近牧区却羊毛堆积卖不出去。他调出库存茶砖、火柴，与牧民现场兑换，再把羊毛通过外贸换取粮食，一周内把军粮缺口补齐。有人感叹“巧招一出，兵马未动粮草自足”。这份灵活，与其说是军人本能，不如说源于当年当挑夫、摆渡工的生存经验。

1952年春，他在伊犁东归途中遇险。特务趁夜破坏木桥枕木，吉普车坠下三丈峡谷，车毁，人受重创。颌骨碎裂、脑震荡后遗症，如影随形。组织安排他去庐山、青岛多地疗养，均难缓解剧痛。新疆军区准备在郊外给他建疗养别墅，他却摇头：“花国家钱就像从战友口袋里掏救命粮，住不安稳。”
1955年授衔仪式前夕，甘祖昌已递交第一份回乡请求。理由写得简短：无法再上前线，希望回乡务农，兴修水利。上级未批准。两年后他再写申请，文件辗转到了总政副主任肖华案头。肖华用江西口音劝道：“你回去，万一犯病，乡里哪有医生？”甘祖昌只回答一句：“不在战场死，就在田里死，放心。”终于，批准电报发到莲花县，甘祖昌拄着拐退出军籍，随身行李只有一只油布包和一本《简易农业技术》。
回乡头一年，他把工资九成交县里做水渠基金，自己和乡亲一起凿山打洞，硬是把一条三公里的灌渠引进荷叶塘。后来小麦亩产从百斤翻到三百斤，乡亲说渠叫“祖昌渠”，他死活不同意，只刻了一块石碑：人民灌渠。一旁刻着年月：1960年10月。

家风在那几年定型。甘祖昌把子女分到生产队，同别人一样挣工分，衣服破了他亲自用麻线缝补。冬日屋里漏风，龚全珍想买扇玻璃窗，他说“糊纸挡风也行”。甘家从不请客吃酒，战友来访，一碗红薯稀饭就算接待。有人悄悄问小儿子：“你爸这么省，工资都干什么去了？”孩子数着手指：“修田埂、买木犁、帮队里盖牛栏，还给大队打井。”
有意思的是，最怕他节俭的恰恰是地方卫生院。甘祖昌时常把退烧针、消炎片留给别人，等到自己夹板骨折，也捡废旧木板做支架。医生急得拍腿：“将军，你这命比金贵！”他摇头：“打了几年仗，命早就交给老百姓了。”
时间推到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因脑溢血在江西省人民医院去世，终年八十一岁。讣告里写“开国少将”，村民却只记得“祖昌老伯”。治丧会议上有人提议以高级干部礼遇安葬，家属照旧婉拒：“按农民标准埋吧。”那一天，雨下得很大，送行的人把搪瓷缸扣在墓前，说他在天之灵也不愿浪费一尺好木料。

回看他的履历，从少年雇工到西北后勤部长，再到田间农夫，很多人说他“从将军到农民是逆行”。事实上，在他心里，身份不过是干活的工具。能扛枪就冲锋，伤残了就修渠。历史教材里经常强调初心使命，甘祖昌却用最笨的办法证明：初心不是口号，而是可见的水渠、平整的梯田和村民碗里的新米饭。
王礼炳后来完成了一万六千字的通讯稿《农民将军甘祖昌》，稿费八十元，他按照甘家做法捐了一半给连队图书室。文章发表那天，老兵们议论最多的细节不是战功，而是那张缺腿椅子。“当过兵的人都懂，”有人说，“前线丢条命都舍得，何况一张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