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得意门生黄侃是个极好色的人。章夫人汤国梨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嫌恶，说其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黄侃此生最对不起的女子，应是他的同乡同族，黄绍兰。她最终因他发了疯自缢而死。
一个人最复杂的地方，往往不在外人赞他多少，而在他私下亏欠了谁。黄侃就是这样的人。
他在学术史上有位置，音韵、训诂、文字之学都绕不开他；可一转身看他的情感旧账，就会发现另一张脸，冷、乱、欠担当。1886年，黄侃出生于湖北蕲春。

后来他拜在章太炎门下，成为章门中很耀眼的弟子。民国学界讲到黄侃，常会提他的才气、狂气、酒气，可很少有人愿意细讲他怎样把一个同乡女子黄绍兰的人生拖进深沟。
黄绍兰不是没有见识的小女子。她后来在上海主持博文女学，还同汤国梨有往来。
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她才向章太炎表达拜师心愿。章太炎起初没有轻易答应，而是让她写三体《石鼓文》试才学。
黄绍兰完成得很好，于是被章太炎破例收入门下。那时的黄绍兰，面对的不只是一个男子的甜言蜜语，更是“名师”“同乡”“学者”这些身份叠在一起的影响。
黄侃懂文章，也懂人心，他知道怎样说话能打动一个年轻女子。黄绍兰终于相信了他，可这个相信，从一开始就不公平。
黄侃当时已有妻室。若他真有担当，就该把话讲明，把关系处理干净。
可他选择的是遮掩。相关记述中提到，他为了避开重婚麻烦，曾用假名与黄绍兰办理婚姻手续。
一个男人连名字都不敢真写，又怎么可能真把对方一生放在心上？黄绍兰后来怀孕，生下女儿。
她以为至少孩子能让黄侃回头，让这段关系有一个交代。结果黄侃却又回到北京，继续他的讲学生活，还与一名苏州籍彭姓女学生发生感情并结婚。
黄绍兰得到消息后，带着那张结婚证明去北京理论，却因为证件上不是黄侃真名，难以把事情坐实。这一下，黄绍兰等于被推到绝路上。
名分被掏空，孩子已经出生，父亲又无法接受女儿的遭遇。黄绍兰的父亲到上海看她，见到襁褓中的女婴后，怒而离去，之后断绝父女关系。
对那个年代的女性来说，这不是一句“家里不支持”那么简单，而是娘家、名声、生计都一齐塌了。黄绍兰走投无路，只能把遭遇告诉汤国梨。
汤国梨听后很愤怒。她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也不是随便骂人的人，可她看清楚了黄侃的做法：利用身份接近女子，事后推脱责任，还让女方独自承受后果。
章太炎和汤国梨曾把黄侃、黄绍兰请到家中吃饭，想借机调解。饭桌上，汤国梨压着火气指出黄侃的欺骗与薄情。
黄侃不敢当面顶撞，却并没有真正认错。他一边喝酒，一边把责任往黄绍兰身上推。
那种场面，外表还是文人宴席，里头却是一个女子讨不回公道的难堪。章太炎提出，让黄侃每月给黄绍兰母女一百元生活费，黄侃却说没钱，最后还是向章太炎借了三百元给黄绍兰应付眼前，可之后并没有按约照顾母女。
所谓名士风流，落到受害女子身上，就是米钱、奶粉钱、孩子的活路。汤国梨后来骂黄侃“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话很重，却不是空穴来风。
她见过章门人物，也懂读书人的体面。能让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说明黄侃在黄绍兰一事上确实失了做人底线。
黄绍兰没有马上被击倒。她后来改名黄朴，字君素，继续教书、讲学，也曾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中山大学等处留下身影。
她不是毫无能力的弱者，她努力从泥水里站起来。只是站起来，不等于伤口不存在。
1935年10月，黄侃在南京去世，年仅49岁。到2025年4月，南京大学还举行过黄侃逝世九十周年纪念活动，学界仍会纪念他的学术贡献。
可纪念归纪念，人的另一面不能因此被抹平。黄绍兰母女的遭遇，就是黄侃人生中绕不过去的一笔。
抗战胜利后，黄侃的彭姓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上海，她让两个孩子去见黄绍兰，并提前叮嘱他们见面后下跪叩头叫娘。两个年轻人照做了，可黄绍兰一看见他们的面貌，像极了青年时代的黄侃，精神一下被强烈刺激。
对旁人来说，那也许只是两个孩子来认长辈；可对黄绍兰来说，黄侃留下的旧伤、被欺骗的羞辱、父女断绝的痛、独自养女的难，全在那一刻涌回来。她多年压住的痛苦终于失控，随后被送入精神病院。
较多记述称，黄绍兰于1947年11月13日去世，年仅五十五岁，死因多被写作自缢。她这一生，本来可以靠才学留下更明亮的名字，最后却因为黄侃的薄情与逃避，被长久地困在一段不公的关系里。
读书人的体面，不该只在讲堂上，也该在对妻女、对恋人、对孩子的承担里。黄绍兰最让人心疼的地方，不是她软弱，而是她明明有才、有路、有机会，却被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消耗到精神崩塌。
历史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文章写得多好，也要看他有没有把别人当人。黄侃可以作为学术人物被研究，但黄绍兰的伤害也必须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