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9日，开国元帅贺龙惨遭迫害，含冤离世，待到冤案逐步查清，众人揪出了暗中捏造罪证、落井下石的关键人物李仲公，面对确凿证据，周总理却沉吟片刻，摆了摆手说道：“算了吧。”
1974年秋，一份纸墨鉴定结果摆到了调查人员面前。
那两封被说成写于1929年的信，根本经不起检验。信纸、墨水出现的年代，都比落款时间晚了十多年。也就是说，这两封一度被当作重要证据的信，不可能诞生在1929年。
调查人员看到结论后，心里都压着一股火。
因为几张来历不明的纸，贺龙背上了沉重的罪名。一个从南昌起义一路走过来的老革命，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和表现被扔到一边，反倒是两封漏洞明显的信，被一次次拿出来说事。
这件事绕不开一个人，李仲公。
他与贺龙的旧怨，要从1927年说起。当时，李仲公受命在武汉活动，试图拉拢手握部队的贺龙，希望他改变立场。贺龙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余地，不仅拒绝了拉拢，还把人扣了下来。
李仲公后来经过交涉获释，但这段经历并没有真正翻篇。
对贺龙来说，那只是革命道路上的一次普通交锋；可对李仲公而言，却成了一根扎在心里的刺。此后二人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表面再无太多往来，那笔旧账却始终没有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李仲公进入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生活和待遇都有保障。可从后来留下的情况看，他对个人位置仍有不少想法，也曾多次表达任职要求。
有一次，他前去谈自己的安排，正好遇见贺龙来汇报工作。多年未见的两个人突然碰面，气氛自然尴尬。李仲公没有久留，很快便离开了。
这次偶遇本身并不算大事，却让过去那段不愉快重新浮了上来。
到了1968年，围绕贺龙的调查不断加深。有关人员找到已经年过八十的李仲公，希望他提供早年的情况。就在这个阶段，李仲公交出了两封署名“贺云卿”的信。
“贺云卿”是贺龙早年使用过的名字。
李仲公把信件解释为贺龙在1929年前后向另一方示好的材料，并在附带说明中作出了对贺龙极为不利的判断。此时的贺龙已被隔离，很难与外界正常接触，更没有条件对这些突然冒出来的旧信进行完整申辩。
两封信很快被抓住不放。
可只要把1929年的实际情况摆出来，这套说法就显得疑点重重。那一年，贺龙正在湘鄂边地区带兵作战，整顿队伍，建立根据地，军事行动一场接着一场。
一个正在艰难环境中坚持斗争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写出那样的信？信件从哪里保存下来？为何几十年后才出现？这些问题，当时都没有得到严谨回答。
更遗憾的是，在那个特殊环境里，疑点没有得到重视，信件却被当成了能给人定性的东西。
1967年以后，贺龙逐渐失去自由，生活和医疗条件不断恶化。他原本就患有糖尿病，长期处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下，病情越来越严重。
1969年6月9日，贺龙因糖尿病酸中毒去世，终年73岁。
他离世时，许多事情还没有查清。身边的人无法正常说明情况，曾经与他并肩工作的人也很难替他说话。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压在他身上的错误结论却没有马上被推翻。
转折出现在1971年以后。
随着有关问题重新调查，贺龙案中的许多矛盾开始显露出来。调查人员重新梳理他的历史，寻找当年知情者，也把那两封所谓旧信送去鉴定。
1974年9月，鉴定结论终于形成：信件所用纸墨与落款年代不符。
这个结论非常关键。它不是靠回忆，也不是靠谁的个人态度，而是从材料本身证明，那两封信不能作为1929年的真实文件使用。
围绕李仲公该如何处理，调查人员提出了严肃意见。
在他们看来，李仲公明知这些信来历可疑，却仍将其作为指控贺龙的材料交出，对案件造成了严重影响。有人主张依法追究，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进行严厉处理。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没有马上说话。
他沉吟片刻，最后摆了摆手，留下了大意为“算了吧，他已经八十多岁了”的话。
单看这句话，似乎是轻轻放过。可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它并不是替李仲公开脱，更不等于否定调查结论。
周恩来考虑的是，李仲公已经年迈体衰，即便采取严厉措施，也无法让贺龙重新活过来。当时更迫切的事情，是尽快纠正错误结论，恢复贺龙的名誉，并处理那些因案件受到牵连的人。
李仲公也并非毫无责任。
后来形成的处理意见，仍然认定他提供问题信件、陷害贺龙的行为性质严重。只是因为年纪接近九十，身体已经无法自理，最终没有将他逮捕法办，但他的国务院参事职务被撤销，晚年也受到看管。
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文件，为贺龙恢复名誉。不过，这时的纠正仍不彻底，一些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1975年6月9日，贺龙去世六周年，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坚持到场。他走到贺龙遗像前，多次鞠躬。面对贺龙家属，他难掩愧疚，坦言自己没有能够保护好贺龙。
这句话，比任何场面话都沉重。
直到1982年10月，中央作出新的决定，撤销过去有关贺龙的错误结论，推倒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同时为受到牵连的人员恢复名誉。至此，这桩持续多年的冤案才得到彻底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