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恩来在上海视察钢厂，38度高温穿上厚帆布工装，满车间转了一个多钟头。警卫科长想给他拿瓶盐汽水，他扭头端起工人喝的大铁缸子，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愣住的话——"工人师傅都不怕，我们为什么怕呢？我们绝不能比工人还高贵嘛！"

1958年7月的上海，热浪裹着工业时代的煤烟气息压满整座城市，气象台测出38度的高温，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路人走几步就汗湿衣衫，就在这样的酷暑天里，周恩来连续五天奔走在上海的钢铁厂区，上钢一厂去了三趟，上钢三厂跑了两回，连钢铁研究所都蹲点调研，实打实扎进了炼钢一线。

那天周总理到上钢一厂，下车第一件事不是听汇报，而是找车间主任要工装，厚重的帆布工装本是为防钢水烫伤设计的，密不透风，三伏天穿上就像裹了层棉被，常年干活的工人都嫌闷，随行人员劝他穿件薄的看看就行，他一句话堵了回来：工人师傅天天穿，我穿一天怎么就不行？

换上工装，周总理径直往最热的平炉车间走，钢水一千多度，炉前温度直逼五六十度，热浪混着铁屑扑面而来，站几分钟就浑身冒汗，他沿着生产线一步步走，看出钢、看轧钢，问产量、问工时、问工人吃住，足足转了一个多钟头，后背的工装湿得能拧出水来，脚步却半点没停。

警卫科长看着心疼，悄悄转身想去拿瓶盐汽水，那时候盐汽水算是稀罕的解暑品，一般都是接待干部用的，可他刚挪步就被周恩来叫住了，众人眼看着总理走到工人共用的饮水桶边，抓起铁链子拴着的那只黑铁缸，舀起凉白开就喝。

那缸子不知道多少人用过，缸壁磨得发亮，还沾着细碎的铁屑，有人想拦说这不卫生，周恩来擦了擦嘴角，说了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的话：工人师傅天天喝都没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喝，干部哪有比工人金贵的道理？

没有慷慨陈词，没有刻意摆拍，就是一句大白话，却重重砸在了每个人心上。

更难得的是，周恩来从没把自己当"看客"，在二转炉车间，正赶上出钢，他抄起铁锹就凑上去，跟工人们一起铲钢渣，一边干一边还问身边的老工人：你看我这动作对不对，不对你尽管说我好改正，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脸上沾满煤灰也毫不在意。

看到车间上空来回跑的行车，周总理又来了兴致，顺着梯子爬上操作台，对着驾驶员徐师傅拱手说：老师傅，我拜你为师，学学开行车行不行，徐师傅哪敢教总理连连摆手，周恩来却很认真：你是行家，我是学生，徒弟听师傅的天经地义。

就这样周总理在行车上坐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基本能熟练操作了才下来，临走还跟"师傅"握手道谢。

中午吃饭更有意思，厂里本来备好了小灶，周恩来一看扭头就走，直接进了工人食堂，他排在队伍最后面，自己掏钱买了五分钱的卷心菜、一分钱的汤、二两米饭，端着餐盘就往工人堆里坐，边吃边拉家常，问大家吃得饱不饱、宿舍热不热。

食堂师傅看不过去，悄悄往周总理碗里多舀了一勺菜，他发现后硬是给退了回去，说：大家都吃一样的，我不能搞特殊，窗外闻讯赶来的工人挤得满满当当，他一手端着饭碗，一手伸出去跟大家握手，走了一趟又一趟，生怕冷落了谁。

类似的小事，在那些年的上海数不胜数，有一回外国元首访华，两千多群众冒大雨在虹桥机场迎接，工作人员给总理撑伞，周总理当场推开：老百姓都淋着，我凭什么单独躲雨，整场仪式站在雨里纹丝不动，仪式结束第一句话就是吩咐人熬热姜汤，挨个送到群众手里，别让大家着凉感冒。

参观新技术展览会，主办方端来两盘奶油雪糕，周总理一口没动，挨个问身边围观的群众是哪个单位的，把雪糕全分给了孩子们，金星钢笔厂给周总理定制了一支粗尖钢笔想送他，周总理知道后坚决不收，说：我的警卫买笔都自己掏钱，我怎么能白拿，最后按价付了钱，见了发票才肯收下。

就连住宾馆、喝茶水，周总理都定下死规矩：全部自掏腰包，一天只泡一杯茶叶，反复续水，按一角钱结算，每次离开上海前必定亲自核对账单，一分钱都不欠公家的，谁要是敢给周总理免单轻则批评教育重则严肃处理。

有人说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恰恰是这些小事最见人心，一个人地位越高，越容易被层层包围、渐渐脱离群众；可周恩来用一辈子证明，真正的共产党人，永远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

周总理不喊空洞的口号，不做表面的文章，就是用一件件实打实的小事告诉所有人：干部不是来享福的，是来服务的；职位不是高人一等的资本，而是沉甸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