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名外国婴儿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出生，可他的父母急于坐船回国，没留下任何身份信息，直接把他丢在了医院。

1938年，天津一家医院里，一个白人婴儿被亲生父母丢下。没有姓名，没有国籍，也没有一句解释，襁褓里只留着一张写有出生日期的小纸条。

那是战乱年代，医院走廊挤满伤兵和难民，空气里全是消毒水味。孩子哭得嗓子沙哑，医护人员只能喂几口米汤，所有人都觉得，他恐怕撑不了多久。

改变命运的，是一对来医院看病的中国夫妻。

丈夫李端甫，是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华北分公司高管，妻子赵秀珍来自山东。赵秀珍听见哭声后，走进保育室，看见那个白皮肤、高鼻梁、睫毛很长的孩子。

她伸手碰了碰孩子的脸，孩子刚好睁开眼睛。

这一眼，让她再也放不下。这个孩子能不能活下来？没人敢保证，可赵秀珍还是决定把他抱回家。

李端甫给孩子取名李忆祖，意思很直接，就是记住自己的根，记住脚下这片土地。可在当时，收养一个外国面孔的孩子，远没有想象中简单。

街坊围着看，小孩追在后面喊难听的话。有人把他当稀奇，也有人把他当异类。孩子年纪太小，还不能理解这些目光，赵秀珍却把他护在身后，一遍遍告诉他，你是中国人，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麻烦很快又找上门。

一位德国老太太声称孩子可能是她同族人的后代，提出带他回德国抚养，还许诺体面生活和财产。条件听起来诱人，赵秀珍却没有松口。

她只说了一句话，这是我儿子，不给。

后来，日本宪兵查户口时发现赵秀珍怀里抱着一个白人孩子，认定他可能是英美敌侨后代，要带走盘问。李端甫托了几层关系，花了不少钱，才把孩子救回来。

为了避开风险，夫妻俩把年幼的李忆祖送到了山东乡下。那里没有北平街头的围观和嘲笑，他跟着姥姥下地，和村里的孩子摸鱼捉虾，学会了地道的山东方言。

抗战胜利后，7岁的李忆祖回到北平读书。后来，李端甫和赵秀珍离婚，1953年李端甫又因急病去世，家里只剩下赵秀珍和儿子两个人。

亲戚们陆续去了美国和香港，也劝赵秀珍带孩子一起走。有人觉得，李忆祖长着外国人的脸，在国外更容易过上好日子。

赵秀珍没有离开，她到街道工厂做工，拿着每月几元钱的工资，省吃俭用，把儿子供进北京二中，又供进北京地质学院。这个母亲没有给孩子留下丰厚家产，却给了他一次又一次选择人生的底气。

1961年，李忆祖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学校原本准备把他留在北京地质研究所。北京的工作稳定，生活也相对安稳，母亲还在身边，这条路看起来几乎没有缺点。

可他偏偏递交了两份申请，要求去新疆。

为什么一定要去新疆？他给出的理由并不复杂，国家需要资源，那里地质勘探空白更多，自己既然学了地质，就该去最需要人的地方。

在不少人看来，这就是放着北京的好工作不要，主动跑去戈壁滩吃苦。赵秀珍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去吧，妈支持你。

那趟西行列车开了五天五夜，到了新疆，他被分到新疆煤田地质局156队，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当时没有越野车，队员们出门靠双腿、马匹、毛驴，能用什么就用什么。缺水时，泥潭里的水也要想办法喝，进山遇到暴雨、冰雹和大雪更是常事。

有一次，李忆祖带队进入阿尔泰山深处，车辆陷进泥里，狂风暴雨接着变成冰雹，队员们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环境里熬了一夜。

这样的日子，他一过就是二十多年。

从吉木乃到青河，从准噶尔盆地到塔里木，天山南北留下了他的脚印。他走过上千个调查点，寻找煤炭和其他资源，填补新疆地质勘探的多项空白。

一个顶着欧洲面孔的人，长期钻进深山无人区，说着一口地道汉语，熟悉新疆的山川和矿产分布。同事们渐渐给他起了个称呼，新疆活地图。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李忆祖转到156队子校任校长，后来又进入乌鲁木齐市教育系统。亲戚和远方亲属也曾联系他，希望他出国，过更宽裕的生活。

他没有走。对他来说，亲生父母没有留下记忆，养父母才是把他从死亡边缘抱回来的人，中国也是他真正长大的地方。这样的选择，难道还需要用血缘来解释吗？

1998年退休后，李忆祖没有真正停下来。他走进新疆各地学校做科普讲座，给偏远地区的孩子讲地质、矿产和自然科学，授课接近千场，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有数十万人。

年过七旬，他还参与地质纪录片拍摄，跟着摄制组爬上高山和悬崖。到了80多岁，他回忆起当年离开北京时才知道，自己走后，母亲曾大病一场。

但在那个决定西行的早晨，赵秀珍没有拦他。她只是默默收拾行李，把儿子送上了去新疆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