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卫青和霍去病都列入《佞幸列传》？
 
《史记》中有一篇《佞幸列传》，开篇提到汉惠帝时有闳孺，汉文帝时有邓通。
 
这些人并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贵幸，俯仰上卧起。
 
意思是没有真本事，全凭容貌俊美、言辞巧慧，陪伴皇帝起居。
 
这在当时本属常见，汉朝男宠风气确实盛行。
 
结果司马迁在这篇列传的末尾提到，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才能自进。
 
卫青、霍去病也是因外戚身份得到显贵和宠幸，只不过二人颇具才能，本质上与那些男宠属同一类人，这一点已经很明显。
 
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并未将卫霍视为真正的士人。
 
卫青的母亲卫媪是平阳侯府的家奴，与县吏郑季私通生下卫青。
 
小时候在生父家被当作奴隶使唤，嫡母所生之子皆将他视为奴仆，不把他当作兄弟。
 
后来实在无法忍受，又回到平阳侯府继续为奴。
 
卫青曾自嘲道：“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
 
而霍去病的母亲卫少儿，同样是平阳侯府的女奴，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私通生下霍去病。
 
直到河西之战前，霍去病都不知道自己生父是谁。
 
秦汉社会非常看重宗族和门第，没有宗族背景、缺乏父系教养的人，在世俗眼光中不算正经人。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详述祖上光辉事迹，他对出身的执念几乎刻入骨髓。
 
所以卫青和霍去病二人即便战功与生平都大相径庭，在司马迁眼中的标签却是一样的——私生子、家奴出身。
 
而同时代的李广出身则体面得多，他是秦朝名将李信的后代，世代为仆射，属正经的将门世家。
 
所以《史记》中李广的传记写得荡气回肠，而卫霍的传记则显得干巴。
 
这并不代表李广真比卫霍杰出，只是他出身更好。
 
有人认为，即便出身低微，他们不也是凭实力成为名将的吗？
 
在司马迁看来并非如此。
 
卫青的姐姐、霍去病的姨妈卫子夫是汉武帝的皇后。
 
在司马迁眼中，他们就是靠卫子夫上位的。
 
按《史记》中的原话：“自世之后，内宠嬖臣，大抵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
 
皇帝身边被宠幸的臣子大都是外戚，这群人根本不值一提。
 
卫霍自然比其他外戚强些，但根子上一样，靠裙带关系爬到高位，无论是否有实力，都是关系户。
 
而司马迁对关系户的反感近乎本能，在他看来，真正的士人应走传统晋升道路，读书入仕，凭才学立足。
 
而卫霍一个骑奴出身，一个私生子出身，因姐姐、姨妈成为皇后，才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
 
没有卫子夫，卫青可能一辈子在平阳侯府养马。
 
他们确实有才华，但才华是因有厉害的女眷作为亲戚才被发现。
 
除了出身和外戚身份，卫霍还有让司马迁不满的地方。
 
他批评卫青不修名节，不招贤纳士，一味柔顺媚上。
 
意思是卫青只知对皇帝柔顺，不知招揽门客、结交士人。
 
在司马迁看来，真正的大将军应有士人的风骨，应礼贤下士，拥有自己的政治势力。
 
霍去病的评价更差，司马迁认为他“少而侍中，贵不省士”。
 
意思是他不过仗着年轻被皇帝提拔。
 
再加上霍去病对士兵不好，性格蛮横残酷，在司马迁笔下几乎全是负面形象。
 
当然，这些批评不过是小打小闹，最狠的是《佞幸列传》末尾那句“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
 
毕竟《佞幸列传》是专门记载皇帝男宠的篇章，汉惠帝的闳孺、汉文帝的邓通、汉武帝的韩嫣和李延年都在其中。
 
司马迁将卫霍的名字放在这些人之后，即便补充了“然颇用才能自进”，也像教授在推荐信中写“该生虽出身不好、门第不高，但还算努力”，表面肯定，实则充满鄙视。
 
所以有人说司马迁是客观的史家，“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多少美化了司马迁。
 
《史记》再伟大，终究是个人著述。
 
司马迁遭受宫刑，对汉武帝的专制有切肤之痛，因此对卫霍没有好脸色。
 
他们帮汉武帝攻打匈奴立下大功，在司马迁看来无异于助纣为虐。
 
再加上李广之死的旧怨——李广因迷路被卫青问责后自杀，霍去病后来又杀了李广的小儿子李敢——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全部转化为对卫霍二人的厌恶。
 
不管打了多少胜仗，封了多少万户侯，只要出身微贱、身为外戚、不养士、对皇帝过于柔顺，就是佞幸。
 
在那个圈子里，努力或许有用，能让人从不值一提的外戚变成比较上进的外戚，但也仅此而已。
 
有些偏见藏在“然颇用才能自进”这七个字里，一藏就是两千年。
 
一个骑奴出身的私生子，凭战功封大将军、娶公主，在司马迁笔下终究比不上屡战屡败的将门之后，不是因为能力或人品，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配不上他们的功绩。
 
为何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卫青和霍去病都列入《佞幸列传》？答案或许就藏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出身偏见里，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