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红军强渡大渡河共18人，1955年全军授衔，级别最高的一位是谁？授予了什么军衔？


1955年，孙继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同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二十年前，他在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只是一名营长。

同一年，1935年强渡大渡河时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被授予上将，军衔比孙继先高。
可杨得志并不在通常所说的“18人”之内。这个18，指17名渡河奋勇队员，再加上一营营长孙继先。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抵达大渡河安顺场。
红一团夺取渡口后，手里能立即使用的渡河工具有限，对岸又有川军防守。大部队无法一次展开，必须先送一支小队过去，在北岸抢出立足点。

孙继先当时任红一团一营营长。强渡任务落到一营后，他从二连挑出17名官兵组成奋勇队，二连连长熊尚林也在其中。南岸机枪、迫击炮负责压制对岸火力，船工操船，渡河小队向北岸突进。登岸以后，他们顶住反扑，后续部队才得以继续渡河。

战斗结束不久，红一军团《战士报》刊出的强渡英雄名单是17人，《红星报》使用的也是“十七个抢渡的英雄”。

孙继先没有列入这张17人名单，因为名单记录的是从二连挑出的奋勇队员。

1964年，军队有关部门重新查阅史料、访问当事人，整理《关于十七勇士的说明》，总政治部随后印发，继续使用“十七勇士”的称呼。17这个数字从1935年的同期报道，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军史整理。

孙继先的身份却与17名二连队员不同。他负责挑选人员、组织强渡，又直接参加了渡河行动。1982年，当年担任红一团团长的杨得志回顾这段经历时专门谈到人数，17名奋勇队员是一种算法，把孙继先计算在内，18人也说得通。

于是，17对应奋勇队编组，18则把现场营级指挥员孙继先一并计算。两个数字指向的不是两场战斗，而是同一次强渡中的两种人员范围。

再往后看二十年，这18个人的道路已经完全不同。
熊尚林后来继续参加革命，1942年牺牲。朱祥云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1960年去世；郭世苍1959年去世；赖秋发活到1979年；陈万清更是活到2005年。到了1955年，并不是只剩孙继先一人。

孙继先与他们拉开距离的地方，是此后长期留在军队主力作战和指挥序列。

长征以后，他继续经历抗日战争。
到解放战争时期，孙继先先后担任师长、纵队领导职务，后来代理纵队司令员。1949年部队整编，第三纵队改为第二十二军，他任军长，随后参加渡江战役和舟山群岛作战。1935年在安顺场，他指挥的是一个营；十四年后，他已经指挥一个军。

1955年军衔落定时，孙继先面对的已不是安顺场那一次战斗的单独评功，而是二十年连续军旅经历形成的职务和资历。17名奋勇队员中有人活过1955年，却没有因此自然进入将官序列；有人负伤离开原部队，有人的长期去向一度难寻，每个人此后的军旅轨迹早已分开。

杨得志的上将军衔把人数边界划得更清楚。
他是安顺场强渡的团级指挥员，却不属于“17名奋勇队员加孙继先”的18人。赵章成以迫击炮火力支援强渡，南岸还有机枪手、射手和船工，后续部队也直接参加作战，他们同样没有被列入这18人的计算范围。

安顺场的胜利由多个位置共同完成，18这个数字从来不是全部参战者的总数。它只圈定了一组特定人物。换成“所有参加强渡的重要人员”，军衔最高者会变成上将杨得志；限定在这18人里，最高者才是中将孙继先。

孙继先也不是因为在安顺场比其他人“更勇”才成为1955年军衔最高者。
1935年，他作为营长和17名奋勇队员共同完成一次强渡；此后的二十年，他从营级指挥员走到军级主官，这条持续延伸的军旅轨迹，最终与1955年的中将军衔接在了一起。

1935年的报纸留下17名奋勇队员。
1955年的授衔名录里，孙继先被列为中将。按“17加孙继先”的18人口径，级别最高的一位，就是孙继先，授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