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远光：文革挨打记实在文革中，坐“喷气式”飞机的次数，已多得记不清了，但挨打的次

于远光：文革挨打记实

在文革中，坐“喷气式”飞机的次数，已多得记不清了，但挨打的次数并不多，有过那么几回，但也记不清次数了。

第一次挨打倒还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沙滩红楼后面，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大楼前的五四广场上，靠近中宣部游泳池的地方，就在露天布置了几处审问判官的地方。每处放几把椅子，让审查者坐在那里，被审查者就低头站在他们前面答话。那一天，中国科学院院部研究室的几个“造反派”在那里审问我。一位女性的“造反派”担任主审。我顶了她几句，她就动手打我。一个知识分子女干部，居然动起手来，我是没有想到的，不知她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当时，在旁的几位男性态度倒还比较平和，看得出他们也不赞成那女人的行为。我虽然嘴硬，但走资派毕竟不敢对“革命群众”回手，而且，我还有“好男不与女斗”的思想，所以就忍了。但越是忍，心里越是有气，所以态度就越是“不好”。所以，她最后得出结论：“于光远，你这个人就是顽固！”

事后，说老实话，我对这次挨打还真有点儿耿耿于怀。没想到“冤家”路窄，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又遭遇了。

有一天下午，正下着大雨，我从新布置的设在中宣部传达室旁边的专供外调人员审问我们的席棚里出来，那个女人这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中宣部大院来，正巧在传达室躲雨。她一见我，就在屋里对我嚷：

“于光远，你进来！我有话要问你。”

我一看见她，就没有好气，说：“我现在正忙着呢！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她气极败坏地大骂：“你这家伙坏极了！要把你斗倒，斗臭，斗死！”

我一听乐了，嘲讽地说：“你还有新发明呀？我听说过‘斗倒，斗臭’，还没听说过有‘斗死’一说呢！”

说着我就走了。我手里拿着雨伞，而且走得也不慢。她没有冒雨追我。

我还有几次挨打，有的是在外调人员的审讯过程中碰到的。但整个文革期间，中宣部的红卫兵没有动手打过我，也没有打过别人。中宣部的“黑帮”，都是挨外调人员的打比较多。有一个“判官”在挨打的时候用手挡了一下，结果被连打了好几下，批一句就打一下。中宣部的红卫兵站在一旁，没法给这位“判官”说好话。

我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也是在接受外调时。因为我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提供外调对象的所谓“叛徒”材料，结果他们说因为我是叛徒，所以我包庇他们单位的那个叛徒。他们用来打我的东西也有点特别，是一把木制的衣刷子。刷子打在我的额头上，眼部都打青了。去医院看了几次，还做了几天热敷，开了几天病假，脑子倒没有损伤。

还有一类挨打是在斗争大会上，一般是动用拳头，也曾用脚狠狠地踢我。

有一次我挨打之后到北京医院门诊，病历里留下了这次挨打的记录，前几年偶然翻阅自己的病历还看到过它。

许多人经过文革的折磨，含恨至死或留下终身残疾，但我终于完好如故。为此，也有人赠我以“福将”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