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主席从来不说漂亮话，不折腾，不搞阴谋诡计，对党忠诚，与人民心连心。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此时的华国锋已经担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北京很快组织抗震救灾，调动部队、医疗力量和物资进入灾区。

8月4日，华国锋赶到唐山。
一个多月以后，毛主席逝世，他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中央最高权力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

10月上旬，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争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中央政治局随后采取行动，结束了这场持续多年的政治危机。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以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仍任国务院总理，党、政、军三个重要职务集中到他一人身上。

这样的权力位置，最容易检验一个干部究竟怎样对待权力。
华国锋并不是没有犯过政治错误。1977年至1978年，他继续推行“两个凡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采取压制态度，一部分老干部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受到拖延，经济工作中又出现求成过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问题被陆续纠正。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替他回避这些责任。

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并没有演变成围绕个人权位的长期对抗。

1980年9月，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
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他又辞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全会重新安排中央领导成员，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改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决定形成以后，他继续在新的领导格局中任职，没有另设班底，也没有因为最高职务的变化退出党的组织体系。

一年以后，党的十二大召开，华国锋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但仍当选中央委员。
此后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

一个曾经同时掌握党政军最高职务的人，在权力重新调整以后，身份一级一级变化，仍然按照组织安排参加党内政治生活。

华国锋这种处事方式，并不是到了晚年才突然出现。
1959年，“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已经影响到农村。

华国锋当时长期在湖南基层工作，接触的是土地、牲畜、粮食和农民生活。他向毛主席反映经济情况时，说得很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毛主席后来评价他“讲老实话，是老实人”。

那几年，说一个数字并不只是技术问题。
产量一层层往上加，各地又相互攀比，干部如果跟着报高产，眼前往往更省事。华国锋没有继续往数字上添码，而是把农村已经出现的困难报了上去。

他的工作经历也长期压在这些具体问题上。
1949年南下湖南以后，从湘阴到湘潭，再到湖南省级领导岗位，他在那里工作二十多年。

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建设、地方工业、铁路建设、血吸虫病防治、农业生产，都进入过他的工作范围。县里缺什么，农民怕什么，水利工程能不能把水送进田里，疾病能不能压下去，这些事情占据了他相当长的政治生涯。

华国锋后来进入中央，仍然没有完全离开农业。
1970年代，他继续参与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方面的工作，重视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到了最高领导岗位，他也提出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1959年，他敢把不好听的农村情况报上去；到了1977年至1978年，他本人却又在“两个凡是”等问题上犯了错误。前一种做法没有把他变成永远不会判断失误的人，后一种错误也没有把他推向维护个人权位的长期争斗。

1981年六中全会处理得很具体。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作用被保留，对“两个凡是”等问题的责任也被写明；最高职务调整以后，他继续担任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功劳没有抵消错误，错误也没有变成一场个人之间无休止的清算。

华国锋身上的“老实”，落到历史行动上，大体就是这些东西：在基层时敢报困难，手中有权时处理实际问题，政策错了以后接受纠正，最高职务发生变化以后服从组织安排。

1982年以后，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

再往后的十多年，中央委员会的名单里仍然保留着他的名字。

那个位置已经离权力中心很远，却和1959年毛主席说的那几个字隔着二十多年遥遥相接：讲老实话，是老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