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的川西草地，早晚温差很大。清晨的寒气贴在皮肤上，帐篷和毡子边缘都挂着白霜，行军鞋上沾着一层泥。就在这样一种又冷又湿的环境里，一封薄薄的信，被小心地收入军装内袋，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的驻地，悄无声息地向着一个岔路口奔去。

送信的人叫曾思玉，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参谋。他当时未必完全明白，这趟急行军背后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一句话——“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一封信”。而信的收件人，是远在另一支队伍中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事情要从更早一些的岁月讲起。

一、中国北方来的“末见者”

在十大元帅当中，徐向前的出身背景很特别。他是山西五台县人，是唯一一位北方人，却又是和毛泽东见面最晚的一位。等到真正面对面说上话，已经是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合之后的事情了。

有意思的是，在见面之前，徐向前其实早就听过毛泽东这个名字。黄埔军校时期，他接受的是系统的军事教育，对党内那批正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领导人非常关注。在1927年前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接连爆发，徐向前一度以为，能在这些队伍中找到毛泽东，便悄悄打听过消息。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那时候，徐向前在武汉一线，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各地消息闭塞而零碎。他在这种形势之下，还在默默托人打听毛泽东的去向，但形势变化太快，消息极难打通，这个心愿暂时只能搁下。

同年8月，南昌起义打响，震动全国。徐向前听到起义的消息，第一反应也是：那边会不会有毛泽东？然而起义部队随后南下转战，遭受重创，队伍一度失散。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信息，再加上交通不便，他想去寻找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从1927年到1935年，这两个人，一个在中央苏区成为群众口中的“毛委员”“毛主席”，逐渐走到党和红军的核心位置；另一个辗转在鄂豫皖、川陕之间，带着红四方面军在枪林弹雨中闯出一片根据地。两条战线，看似遥远，却又因共同的目标，迟早要交汇。

二、国难当头与“攘外必先安内”

时间推到1932年前后，中国的局势又起了大变化。日本军国主义伸手越来越长，“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向上海进攻，炮火直接砸到了国际大都市的街头。到1933年，日军还在得寸进尺，占领山海关、热河以及长城以北一线的重要地区，逼近华北腹地。

国土在丢，民众在流血。可蒋介石的选择，却是把枪口先对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用他当时的说法，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效果，就是对日本退让，对红军步步紧逼。

在这种判断下，蒋介石把主要兵力投向苏区。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来势汹汹，徐向前所在的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沉重打击，被迫向西转移，进入川陕一带，坚持斗争。而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更是由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总兵力远超前几次。

1934年，中央苏区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面临极其危险的局面。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不得不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开始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漫长而艰辛的长征道路。

那年10月10日，约八万余人的队伍离开苏区。这不仅是一支军队，同时还带着党政机关、后方部门、工厂设备、印刷机、医疗器材等，几乎是将整个根据地的“家当”都背在了路上。也正因为如此，队伍行军速度缓慢，目标明显，危险一步步逼近。

三、湘江血战与遵义转机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目标，是向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那两支队伍的前身，是贺龙在湘鄂西一带领导的工农武装，后来发展成红二方面军的重要力量。如果能顺利会合，对整个红军来说意义重大。

然而计划归计划，现实战场上，敌人的眼睛也在紧盯着这支大队伍。湘赣一带原本就是国民党军防守重点，两省交界的要道都严密布防。中央红军西进不久，意图便被侦知，国民党军迅速展开围追堵截。一场规模极大的阻击战，在湘江两岸打响。

当时红军在战斗力和士气上都不弱，许多部队有强渡大河的经验，指挥员也不是没有信心。但问题出在另外两个方面：一是行军过于迟缓，庞大的后勤拖累严重；二是当时最高指挥层在战术决策上缺乏灵活性，错误估计形势。

大量机关人员和笨重设备，都在队伍中间夹杂前行，有的甚至进入前线，造成队形臃肿。为了保护这些人员和物资，一些部队在渡江时不得不顶着敌人的密集火力硬冲，伤亡极大。再加上当时以博古等人为代表的领导，在作战指导上坚持教条，缺乏机动，红军被迫在不利地形下硬打硬拼。

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的兵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五万左右，减员相当严重。许多老红军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提到“渡了湘江，才知道还有多少战友没能上岸”。

这场战役不仅是兵力的损失，更让许多人意识到：再这样打下去，红军很难熬到目的地。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过去军事指挥的反思，逐渐走上前台。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贵州北部的重镇遵义。由于当地暂时没有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大兵团的立刻合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这就是后来被反复提到的遵义会议。

那时的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在军事指挥上长期被压制在核心领导层之外。之前长征是否要带上他，还曾出现过争议：有人认为他病情严重，不宜随军长途转移。因为长期劳累和饮食艰苦，他患有严重的肠胃病，常常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

遵义会议集中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特别是对军事指挥中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会议调整了中央的领导结构，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领导集体，使得红军在之后的作战中开始有了更加灵活的战略思路。不得不说，这是中国革命道路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北上还是南下——命运的岔路口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指挥系统发生了实质变化。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组成新的领导核心，负责军事上的总体决策。周恩来负责具体发布命令，战场上的灵活性明显提高。

不过，当时还有一个现实难题：中央红军的无线电发报机已经在战斗中丢失，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被切断。一旦失去外界指导，就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判断，决定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这既是压力，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

中央很快确定了新的打算：不再在云贵交界地区盘旋，而是寻找与其他红军主力会合的机会。在多次讨论之后，决定北上，去和在川陕一带坚持斗争的红四方面军汇合。两支主力一旦联手，对抗国民党围剿的力量会大得多。

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也相当复杂。早些年，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率部从鄂豫皖地区突围，转战西进，在川北地区开辟根据地。他们与川军地方武装打了不少硬仗，建立起川陕苏区，抗击国民党军的多路“围剿”，实力不弱。

为了呼应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3月发起了嘉陵江战役，粉碎敌军的合围企图，为未来的大会师创造条件。可以说，从那时候起，双方“握手”的方向，就已经隐隐可见。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接近川西南地区。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川西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按照这份决定，一旦会合成功，主力应集中向北，先夺取甘肃南部地区，建立川陕甘苏区，为北上抗日和长期斗争做准备。

按这一方针，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进行编组：部分部队混合作战，以便增强彼此协同。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等人分别担任不同部队的领导职务，两军会合的目标看上去一片光明。

但是到了具体行动阶段，意见分歧就凸显出来了。张国焘当时掌握着红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兵权，他对自己手中的兵力、后勤情况非常自信，认为红四方面军完全有条件在川康、川滇一线另辟新根据地。他对北上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更倾向于继续向南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中的一部分部队组建陕甘支队，由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带领这支队伍坚定向北。而张国焘则率领大部分四方面军主力南下，试图寻找新落脚点。

1935年9月，矛盾已不再是纸面上的争论，而是实实在在的分路而行。红军在川西北的草地地带行军，一支队伍朝着北方的陕甘方向前进，另一支则向南折返。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一封信，悄悄从中央的驻地写出，准备送往徐向前手中。

这封信，便是毛泽东写给徐向前的那封“秘信”。

三、火线上书：一封信、一位总指挥

1935年9月10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在草地行军一天后，来到一个只有几户藏族人家的小庄子落脚。地方狭小，只有一排低矮的房屋能遮风挡雨，所以优先安排机关指挥部住进屋内，其余官兵只能在野外搭起临时营地，和寒风、露水打交道。

次日清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抵达红二师驻地。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肖华赶紧前去迎接，几人很快在简陋的屋子里展开紧急会议。屋外的参谋人员来回走动，却不清楚屋内正在讨论什么，只知道一定是关系重大。

会议结束后不久，陈光将曾思玉叫到身边，递给他一封亲笔信，语气异常严肃。这封信是写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内容涉及红军今后走向，非同小可。陈光交代，要由他带领六团一营和备用电台，火速返回前一天行军经过的岔路口，在那里等候徐向前的部队。

按路线推算，徐向前那一部队，很可能在当天下午从东边来到那个路口。那个岔路口，基本是他们的必经之地，错过就很难再有机会当面交接。

在临行前，陈光和肖华都格外叮嘱他：不论路上多难，信必须送到。“哪怕牺牲自己，也要设法将信送到徐向前总指挥手中。”话说得并不客气，却极为坦率。曾思玉明白，这不是象征性的鼓劲，而是实打实的生死任务。

进屋面见毛泽东时，气氛比想象中少了几分紧张。毛泽东一眼认出他是曾经给自己抬过担架的年轻干部，笑着说：“你一人能顶两个人。”这种看似轻描淡写的鼓励，反而让人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曾思玉立正答道：“请主席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毛泽东随即把可能遇到的危险说得很明白：敌情不明，地形复杂，又要逆向行军，难度不小。“这封信很重要，代价也可能很大。”言下之意，任务成功没有任何保证，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但对一名红军干部来说，只要组织需要，就没有退路这个选项。

当天下午，他们一行人带着电台和信件，急行军赶往指定路口。两点左右终于抵达时，地面上没有任何大部队刚刚经过的痕迹，说明徐向前的队伍尚未到来。为了防备可能出现的敌情，部队迅速转移到附近山坡隐蔽，派出哨兵观察动向。

大约在下午四点，山上的哨兵报告，远处有一支骑兵队伍靠近。从马队的队形和行进速度判断，这更像是友军而非国民党骑兵。不多时，几名骑兵先头赶到路口，衣着整齐、装备较新，与刚从草地上走下来的中央红军官兵形成鲜明对比。

“停一下，徐总指挥来了吗？”曾思玉上前打招呼。对方很快确认他们是中央红军来人，于是引他前去见徐向前。

在那个草地岔路口，两条命运轨迹短暂交汇。曾思玉快步上前，向这位久闻其名的总指挥敬了一个军礼，双手奉上信件。徐向前略带疑惑地接过，一看封皮上的字迹——“徐总指挥收”——便知道，这不是普通公文，而是毛泽东亲笔致信。

打开信纸，徐向前认真地读着。随着内容一行行往下，眉头慢慢皱起，神情由起初的平静，转为凝重。他看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脱口而出一句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这句话，后来在许多回忆中被不断提起。简短八个字，把当时局势的微妙和隐忧都点了出来。因为信里讲得很清楚：张国焘坚持率部南下，客观上导致红军力量分裂，甚至存在潜在武装对立的危险。毛泽东在信中阐明了中央北上的战略考量，希望徐向前能站在维护全局出发，坚定支持北上方针，避免出现“红军对红军”的悲剧局面。

曾思玉看到徐向前脸色严峻，也有些紧张，试探着问了一句：“总指挥，您有回信吗？”徐向前沉吟片刻，摇了摇头，说不再赘述长信，只写个简短字条，表明已经收到信，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

写字之前，他又问了一句：“毛主席、周副主席的身体好吗？”这话看似随口，其实透着关切。毕竟，两支主力分路之后，他始终没能再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中央的具体情况难免担心。曾思玉立刻回答：“毛主席身体好，周副主席和中央同志身体都很好。”听到这个消息，徐向前紧锁的眉头稍微松了一些。

不一会儿，一张写着“毛主席，信已收到”的字条递了回来，落款是“徐向前”三个字。字条很短，却传递了一个明确态度：这封信，他当真收到了，也会认真考虑其中所提的意见和判断。

完成交接后，曾思玉再次敬礼，带队迅速撤离岔路口，连夜追赶北上的中央红军。第二天一早，他们赶上大部队，算是把任务完整地画上句号。对他本人而言，这次送信不仅是一段惊险经历，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徐向前，对这位总指挥的印象，既严肃，又有几分沉稳的厚重。

至于信中的详细内容，他当时只能大致猜测。但从后来整个发展轨迹来看，这封信的核心，除了说明中央红军所处的险境，更重要的是希望红四方面军在关键时刻不要被带偏方向，能够在合适的时机转向北上，与中央重新汇合。

四、再分再合：南下之路与迟来的会师

从那封信之后的走向看，事情远比一封信能解决的要复杂得多。

徐向前本人，对“红军不能打红军”这一点有非常坚决的共识。他曾多次在内部场合提到，红军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绝不能在自己人之间刀兵相向。但他当时处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体系之中，很多关键决策并非他一人说了算。

张国焘坚持南下的决定，已经开始付诸实施。面对已经分开的队伍和既成事实，要立即扭转并不容易。徐向前不愿看到红四方面军一分为二，为了避免当场分裂，只能暂时率部继续南行，同时在内部与朱德等其他领导人共同做工作，反复劝说张国焘重新审视形势。

从结果看，这场南下并没有达到预期。红四方面军在向川西、川滇一带尝试发展时，遇到的困难远超想象。地形复杂、补给困难、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再加上敌军的多路围堵，部队消耗严重，局势越来越不利。压力叠加之下，张国焘不得不在战略判断上逐渐收缩，重新考虑回到中央既定方针上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红二方面军的行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克服重重阻碍，从湘鄂西一线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川西北地区，在甘孜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支队伍的将领们，在交流中对时局的判断大体一致：继续南下风险极大，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才是出路。

在一次次谈话和劝说中，张国焘的态度开始松动。加上之前南下遭遇的挫折，客观事实在提醒他，原先的判断不符合现实。就这样，在内部外部的双重推动下，红四方面军最终还是转回了正确方向，向着陕北大方向迈步。

另一方面，中央红一方面军则已经先行一步。早在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就在艰难穿越草地后，继续北进。1935年底至1936年间，陕甘支队等部先后到达陕北地区，建立起以延安、保安等地为中心的新革命根据地。这片黄土高原，后来成为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两路部队的再会并非一蹴而就。按照史实，中央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后，整整等了大约十个月。直到1936年秋天，红二、红四方面军主力相继北上抵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会宁、将台堡一线实现大会师。

1936年10月，标志性的场景出现在西北高原：来自不同战场的红军战士，穿着各地风格迥异的棉衣、草鞋、军帽，在队列中彼此打量、握手、拥抱。这三支队伍，曾经有过各自的荣耀和伤痛，也有过路线上的分歧和争论，但在那一刻，统一在一个目标之下——集中力量，共同对付更大的敌人。

回头看，毛泽东那封写在草地前线的信，不能说改变了所有人的想法，却在关键人物心中种下了一个“必须维护红军整体”的念头。徐向前紧锁的眉头、那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其实就是那个念头最直接的表达。

如果没有这样的共识，后来的再会，很可能不会是这样一种局面。这一点，恐怕比信纸上每一个字都要重要。

长征结束后，人们提到这段历史，常会记起两万五千里路、雪山草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这些响亮的名词。但在那些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背后，也有这样一封薄薄的信、一段悄无声息的送信路程，以及几个人在岔路口短暂而关键的对话。

这些细节，看似不起眼，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红军最终能不能走到一起，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避免内部的对立和消耗，把有限的力量用在真正的敌人身上。这一点，放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脉络里看，分量并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