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人数的增加和减少和什么有关系？

信访人数的增减与国家发展阶段、政策调整、社会治理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分析：

一、经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的“自然增长”

- 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0年）：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企改制、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问题集中爆发，大量历史遗留矛盾涌入信访渠道。例如，90年代国企下岗潮期间，全国信访量显著上升，工人集中反映就业、社保等问题。这一阶段信访人数增长，本质是社会快速变革中利益调整的“阵痛”体现。

- 城镇化加速期（2000-2010年）：

城市化进程中征地拆迁、农民工权益、劳资纠纷等矛盾突出。据统计，2003年全国信访总量达1272.3万件，其中涉及土地问题占比超30%。信访人数增长与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动直接相关。

二、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从“量增”到“质变”的转折点

- “非正常上访排名”取消（2013年）：

此前部分地方为“控访”搞“一刀切”，反而激化矛盾。取消排名后，基层更注重源头化解问题，群众“不敢访”的心理缓解，信访数据回归真实。201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访批次同比下降42.2%，但许多地方实际矛盾总量并未激增，反映出制度纠偏的效果。

- “诉访分离”与“依法逐级走访”制度（2014年）：

明确涉法涉诉问题由司法渠道解决，信访不再“包打天下”，同时规范走访程序，引导群众按法定途径反映诉求。这一改革使信访人数结构性下降——2015年全国法院收案数同比上升21.4%，而信访量同比下降12%，说明矛盾分流至更专业的解决渠道。

- 网上信访渠道普及（2010年代至今）：

国家信访局开通官网、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2023年网上信访占比超60%，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反映问题，实地走访人数自然减少。例如，北京2022年网上信访量同比增长35%，来访量下降28%，技术变革重塑了信访生态。

三、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从“被动接访”到“主动治理”

-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完善：

各地推行“枫桥经验”，建立社区调解、物业协商、网格员巡查等制度，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浙江2023年信访量同比下降15%，得益于“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全覆盖，90%以上矛盾在基层解决。

- 政策前瞻性增强：

近年来国家在出台重大政策（如房地产调控、教育“双减”）前加强风险评估，减少决策失误引发的信访。例如，2022年乡村振兴领域信访量同比下降22%，与土地流转、扶贫项目监管强化直接相关。

- 法治建设深化：

随着《信访工作条例》（2022年）实施，信访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群众依法维权意识提升，“闹访”“缠访”减少。2023年全国依法处理违法上访案件同比下降37%，反映出法治思维逐渐深入人心。

四、特殊历史节点：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的交织

- 疫情影响（2020-2022年）：

初期因封控措施、企业停工等问题，劳动纠纷、民生保障类信访量短期上升，但很快因国家出台纾困政策（如减免社保、稳岗补贴）而回落。2020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2.3%，显示应急响应机制有效。

-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期：

2021年脱贫攻坚收官后，信访焦点从“基本生存”转向“发展质量”（如乡村产业纠纷、生态保护），总量保持平稳但结构变化明显。云南2022年乡村振兴领域信访占比从5%升至12%，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升级。

五、总结：信访人数变化背后的治理逻辑

- 从“数量导向”到“质量导向”：

建国初期信访人数增长是政权联系群众的必要途径，改革开放后是社会转型的“压力测试”，而新时代信访人数下降（尤其实地走访减少），本质是治理体系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的结果。

- 核心启示：

信访人数增减不是简单的“好”或“坏”，关键看矛盾是否得到实质性解决。当前国家通过制度改革（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技术赋能（如大数据分析预警）、法治保障（如《信访工作条例》），正推动信访从“末端处理”向“源头治理”跨越。这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进步，也为全球社会矛盾化解提供了“中国方案”。

理解信访人数的变化，需跳出“多即问题严重、少即天下太平”的简单认知，在历史维度中观察国家如何通过调整政策、完善制度，将社会矛盾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动力——这才是信访制度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