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失的电波，天空下无形战场鲜为人知的谍战往事

1929年秋的上海，夜色笼罩着繁华又危机四伏的街头。在福康里的一栋普通民居内，几个年轻人正围在一台自制设备前，紧张地注视着那些闪烁的指示灯。当第一串清晰的信号声响起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地下无线电台诞生了。

这台功率仅有50瓦的简陋设备，却在革命危机四伏的暗夜中，开辟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从此，红色电波成为连接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生命线”，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电报的前世今生，从莫尔斯电码开始

要理解红色电波的革命意义，我们得先回到电报技术本身。人类利用电进行远距离通信联络的历史，正是从电报开始的。

19世纪30年代，一位曾经是美国画家的莫尔斯在从法国返回美国的邮轮上，偶然目睹了电磁感应的表演，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位原本与科学技术毫不相干的艺术家，竟由此投身于电信科学研究。

历经艰辛努力，1835年，莫尔斯终于研制成功一台手工操作开闭电路的发报装置——电报机。他创造性地利用电流的通断组合，发明了表达26个字母和数字的电码，这就是后来全球通用的莫尔斯电码。

经过多年争取，1843年莫尔斯获得美国国会3万美元资助，在华盛顿与巴尔的摩之间架设了64公里长的电报线路。1844年5月24日，莫尔斯在国会大厦发出了历史上第一份电报，电文内容充满惊叹：“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电报的威力很快在一次真实事件中得到展现。1845年1月1日，伦敦帕丁顿车站的报务员收到一份紧急电报，称一名杀人犯正坐在驶向帕丁顿的火车上，并准确提供了其座位位置。警方根据这份电报提供的信息，成功逮捕了歹徒。此事迅速传开，让人们首次切身感受到电报这种全新通信方式的“威力”。

而无线电的发明，则要归功于多位科学家的探索。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从理论上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德国物理学家赫兹则在实验中发现了电磁波。1895年，俄国物理学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物理学家马可尼分别成功进行了无线电通信试验，从此，人类梦寐以求的瞬间穿越时空的远距离无线电通信变成了现实。

白手起家，中共第一部电台的诞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的通信难题极为严峻。在那个没有无线电的年代，所有情报都靠交通员人工传递。重要信息只能由交通员记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述出来，既耗时费力又不安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此时，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台，保持内外联系，加强革命指导，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他分别约见了李强和张沈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信技术。

接受任务后，李强负责研制收发报机，张沈川学习报务。在没有专业资料和专业设备的情况下，李强四处搜集美国无线电杂志，参照上面的线路图，偷偷购买无线电零件，自己动手试制。

与此同时，张沈川则化名进入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他白天上课，晚上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李强。经过数月的刻苦钻研，1929年10月，他们成功研制出了中共第一套收发报机。

这套功率只有50瓦的设备在今天看来极为简陋，但在当时却意义非凡。李强后来称之为“我党通讯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

这座秘密电台不仅负责通信，还承担了为各地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的任务。中央从各地抽调了10名青年党员来上海学习收发报技术，由李强和张沈川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分头上门授课。

更为机密的是，周恩来亲自参与了第一本密码本的编制，这位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早年在无线电通信领域的贡献，为党的通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想一下那个场景：在租界的嘈杂喧嚣掩护下，福康里民居内，几个年轻人围在自制电台前，屏息凝神地等待着历史性的第一次通信。当接收机里传来期待已久的信号声时，他们脸上的喜悦与激动，足以照亮中国革命的暗夜。这是科技与革命智慧的完美结合，是白区工作中技术突围的典范。

“半部电台”起家，红军无线电队伍的创建

1930年底，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活捉了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在这场战役中，红军还意外缴获了一部只能收信、不能发信的“半部电台”。

虽然这“半部电台”功能不全，但红军依然如获至宝。1931年1月，红军在另一次战斗中又缴获了一套完整的15瓦电台。利用这“一部半电台”，红军在江西宁都组建了第一支无线电队。

这支新生的无线电队伍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共编有100余人。无线电队不仅负责通信，还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一些外国通讯社播发的信息。

1931年1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专门就无线电工作发表意见，明确指出：“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这一判断，体现了红军领导人对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高度重视。

红军无线电队的建立，标志着红军无线电侦察事业的开始。王诤和刘寅也因此成为人民军队技侦事业的创始人。1931年1月6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侦察情报工作创建日。

在接下来的第二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成立了无线电通信总队，给各军团配备了电台。随着反“围剿”斗争的深入，红军陆续缴获了国民党军更多电台。

至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共缴获国民党军队电台50部，连同自行研制的无线电台，建立了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用于党中央、中央军委与红军前方、后方以及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信。

从只能接收的“半部电台”起家，到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无线电通信网，红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展现了惊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军事上，更体现在对先进通信技术的快速掌握和应用上。无线电技术成为了红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为后续长征中的通信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电波战场，密码破译的生死较量

无线电通信建立后，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密码战随即展开。1932年初春，红军在赣州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电。

赣州战役后，时任红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科长的曾希圣决定组织人员猜译敌人密码。这一想法得到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支持。

转机出现在1932年8月20日。红军攻占宜黄县城后，从缴获的敌军公文包中发现一份国民党军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电报，其中有30来个字已译出，密名为“展密”。

这份部分译出的电报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曾希圣与报务员曹祥仁以此为基础，结合敌情，将不断侦收到的“展密”电报拿来对照，将相同的字填上去做据点，前后猜字连结。

经过一个多月的持续努力，红军终于在1932年10月将“展密”全本破解。之后，国民党军每发一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传播，通过红军无线电侦察人员的侦听、破译，很快就被送到了红军指挥人员的手中。

从此，红军利用综合分析、频率分析、复合猜字等多种方法，至1932年底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密码共17本，将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使用的通用密本全部破开。

密码破译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情报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曹丹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就曾截获何应钦发往各路蒋军的一份万万火急的电报，为红军作战部署提供了关键情报。

破译敌人密码，就像是获得了一把打开敌人作战计划的钥匙。在无线电波的无形空间中，红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智力与技术的较量。这种较量不需要真枪实弹，但其重要性却不亚于任何一场战役。密码战的胜利，使红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单向透明”，能够提前预判敌军动向，从而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长征路上的“灯笼”，无线电侦察的关键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红军既无根据地可以依托，又难以临时建立地下交通，大多数时候无线电侦察成为唯一情报来源。

当时，负责无线电侦察工作的是中革军委第二局（简称“二局”）。为了掌握瞬息万变的敌情，无线电侦察人员“夜以继日地守在电台前，细心地分辨捕捉每一个可疑的信号，并且要马上把收到的信号破译出来，随时为部队首长提供情报”。

1934年12月11日，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所发密电，获悉蒋介石认定红军欲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师，因而派遣五六倍于我的兵力，企图消灭中央红军。

基于二局提供的情报，中革军委于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

毛泽东建议部队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面对确凿的情报和毛泽东的合理分析，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和朱德纷纷表示支持。

这是长征开始后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后，又相继通过黎平、猴场、遵义等会议进一步明确新的战略方向，二局的情报工作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无线电侦察工作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1935年1月28日，二局掌握了川军密本，获悉“郭旅后面还有潘佐、廖泽两个旅”，使红军及时撤出战斗，避免了更大损失。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二局先后破译敌密码177本。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无线电侦察就像是红军在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

长征中的无线电侦察，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在极度流动的环境中，在设备简陋、电力匮乏的条件下，无线电侦察人员硬是保持了对敌情的持续掌握。没有固定的机房，他们就背着设备行军；没有稳定的电源，他们就想办法自制或就地取材。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使得红色电波在长征中最困难的时刻也从未中断。

抗日烽火，秘密电台的隐秘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信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加强上海同延安党中央等的联系，党中央、华中局、第三国际等纷纷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

这些电台选址隐蔽，通常是夜间发报。电台内部分工明确，设有报务员、机务员、译报员等。他们的任务是传递情报、与上级党组织通信、抄收重要新闻等。

1939年，被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刘鹤孔学成回国。受党组织派遣，他到上海建立与海参威联系的第三国际秘密电台，负责报务兼机务。

刘鹤孔最初将电台设在白尔部路（今重庆中路），以王保华化名，开设万兴五金号。党组织派地下党员齐克君协助刘鹤孔工作，不久，两人结为革命伴侣。

电台曾数次搬迁，1942年刘鹤孔将电台迁至东台路（原安纳金路）283号。电台设在楼上厢房卧室，白天做生意，夜间发报。他们只收发阿拉伯数字电文，文字内容均不知晓。

然而，秘密电台的工作极其危险。1944年3月15日，刘鹤孔的电台被日本宪兵队侦破，刘鹤孔夫妇及一周岁的女儿被捕入狱。幸运的是，刘鹤孔未暴露身份，被以“军律违反”罪判5年徒刑。

抗战胜利后，刘鹤孔获释，仍寓居于原处。直到1945年10月，刘鹤孔一家才撤离上海去根据地。

与此同时，人民军队的无线电侦察队伍也在为抗战作贡献。1937年，“二局根据军委指示准备开辟对日军的侦察，于5月开办日文训练班”，开展对日技术侦察工作。

1943年6月，二局侦悉胡宗南部奉命偷袭延安，与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所提供情报相互印证。根据这一情报，中共中央将胡宗南部企图闪击延安的详情公诸于世，迫使蒋介石终止计划。

抗日烽火中的秘密电台工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和危险。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侦测车日夜在街上巡逻，试图捕捉可疑的电波信号。报务员们不得不采取极其严格的纪律——每次发报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频繁更换发报地点，甚至设计各种隐蔽天线。这是智力与意志的较量，每一个按动电键的夜晚，都可能是在与死神共舞。

解放全国，电波助力决胜千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无线电侦察在解放战争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东北战场，人民军队初至东北时，无政权、群众基础薄弱，面对优势敌军，无线电侦察成为情报重要来源。

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掌握杜聿明司令部及第十三、五十二、九十三军情况。“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中，我军即能破译敌新用密码，获取其作战计划、兵力部署、行动命令等重要情报。

1946年全年，东北民主联军共破密本21本，译出电报1300余份。1947年，我军在秋季和冬季攻势中，共破译敌密码110余个，掌控敌兵力部署、工事构筑及空投补给等详细情报。

在西北战场，军委二局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侦控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所部34个旅动向。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中，侦获重要情报。

毛泽东率机关人员与敌在陕北周旋时，技侦情报提供了行动依据，保护了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的安全。无线电侦察就像一双“千里眼”，时刻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

在中原战场，1946年6月下旬，中原军区司令部侦知蒋介石下令部队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对中原军区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据此，6月23日，中共中央电令中原局 “立即突围，愈快愈好”。

在淮海战场，无线电侦察人员在我军围歼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杜聿明部期间，截获敌多份“危急万分”电文。毛泽东关于淮海战役的64份电报中，引用无线电侦察人员提供敌情达50余处。

叶剑英后来感叹我军在淮海战役中密码破译技术已“提到惊人的水平”。此外，在渡江战役，衡宝战役，解放两广、云贵川、海南等军事行动中，我军的无线电侦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已从简单的密码破译，发展为综合性的情报分析系统。不仅能够破译密码，还能通过无线电测向、信号分析、流量分析等手段，判断敌军部署和动向。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无线电侦察体系，成为解放军以弱胜强、加速全国解放的重要法宝。从技术层面看，这标志着我军已建立起现代化情报体系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