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三支队五团是闽浙赣苏区部分红军改编的，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从指挥员到战士都是红军出身。象这样一支坚强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理应迅速扩大，发挥巨大的威力，可是，在国民党的阴谋和项英同志的错误影响下，五团株守皖南，三年原建制未变，抗日杀敌的愿望未得实现，全团绝大部分同志却在皖南事变的反共炮火之中壮烈牺牲了。我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今天追忆往事，不免对死难烈士寄予无限的哀思。
仓促南下
早在事变前，部队就天天盼着渡江北上，到敌后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一直到一九四O年十一月，军部才派了一个渡江筹备小组，过江到无为侦察渡口，筹集船只。我们营的副营长(教导员)马长炎同志因为对江北的情况比较熟悉，便带着五连到江北协助渡江指挥组工作。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了上百条船，渡口也都一一看好了。那时，我们三支队在皖南的部队也在繁昌西南水龙山、张家大山、蝌蚪山一线，夜以继日地构筑工事，加紧进行掩护大部队过江的准备工作。到十一月下旬，已基本准备就绪。有些化装的非战斗人员和大批的弹药、物资开始陆续运往江北。战士们都高兴地私下议论：看来，大部队过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可是，有谁知道，大家的希望很快成了泡影。
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刚刚吃过早饭，团部突然通知：全体营以上干部迅速赶到赤沙镇西南的支队部驻地开紧急会议。当时，我心里非常激动，战士们听了也纷纷猜测起来，都认为马上就要渡江了。我很快赶到支队部。那是几间皖南山村普通的草房，屋子前后的几棵树上已经拴了几匹乘马。我急忙拴好马，匆匆赶到屋里，一看，团首长们也都来了。团长徐金树、副团长林开风、参谋长梁金华正围在那里说话，屋子里充满着烟草呛人的辣味。大家议论揣测着，谁也不清楚具体任务。
不一会儿，支队张正坤司令员、胡荣主任从里屋走了出来，从脸上看不出高兴的样子。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张司令员招呼到会的同志坐下，简短地分析了形势之后，激动地说，正当我们为了顾全大局，准备渡江北上的时候，蒋介石秘密调动了七个师的兵力，在皖南预设了袋形阵地，对我皖南部队形成了大包围之势。
面对这种形势，军分会已经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了全部北撤的决定。张司令员说到这里，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但张司令的表情依然很严肃，他略有所思地看了胡荣同志一眼，然后转过头来，向大家宣布说:“北撤的路线不从我们这儿走了。”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军分会决定，部队首先南下，过茂林，然后向东，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到苏南溧阳一带，待机过江。”他说，“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搞突然袭击，保证军部北撤的安全，军分会还决定三支队迅速南下，于五日拂晓赶到茂林附近，随军部一起行动。”
听了这个决定，大家都感到很突然，因为这条路线部队从来没有走过，地理很不熟，而且是国民党的后方。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从云岭到无为这条路线，部队已经辛辛苦苦准备了几个月，这里防御工事完备，路程短，群众基础好，过了江就是解放区，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多，北渡的条件基本是成熟的。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舍易求难呢?大家正在纳闷的时候，胡荣同志站起来动员说：“要教育部队，做好思想工作，不能带着问题上路。一切按照军分会的决定执行。”
会议结束以后，部队立即进行动员。我给在江北活动的马长炎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五日在章村、溪口、茂林一带宿营，如果能赶上部队就一起转移，如果赶不上就暂时分手，以后在江北会师。
三日黄昏，部队开始在繁昌的沙滩脚附近集结出发。刚要走时，马长炎、张元寿等同志带领二百人左右的队伍从江北匆匆赶来了。大家非常高兴，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情况，便一起出发了。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队伍成一路纵队在泥泞中摸索着前进。经过两天艰难的行军，五日，我们到了章村、溪口、茂林附近的指定位置。部队已经很疲劳，就在村庄附近的树林里休息，等待着军部对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进军丕岭
六日，支队首长指示我们，五团作为全军的后卫，随军直属队向丕岭方向运动，任务是随时准备迎击尾随我们的敌人，保证军部所在的中央纵队的后翼安全。六日黄昏，各路纵队按照计划开始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我们二营是五团的前卫，我和马长炎同志带着部队，紧跟在军部的后面。这一夜，天继续下着雨，山陡路滑，走不多远，前方开始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声，国民党的部队开始拦截我军，前卫部队与他们发生了激战，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自此爆发了。大家满怀愤怒，做好了战斗准备，由于前进受阻，行军的速度很慢。
七日下午约莫两点钟的时候，军部通信兵突然跑到五团队伍的面前，跟我说，军首长要我们五团马上跑步前进，赶到军部。我问是什么任务，他说不清楚。我们马上向后传：加快速度!道路很窄，前面的部队知道我们有新的任务，都停下来，站在路边，让我们过去。战士又冷又饿，前进中，军直的同志不断鼓励我们，沿途的大石头上、树上，到处都有军部战地宣传队的同志仓促书写的标语：“五团的同志快速前进”、“时间就是胜利”、“打垮敌人包围，粉碎敌人阴谋”、“五团的同志们加油”。
面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全军上下同仇敌汽的高昂斗志鼓舞了我们，没有多长时间，我们便赶到了军部所在的丕岭脚下的百户坑。这里说是一个小山村，其实只有几间简陋的茅草屋，军指挥所临时设在这里。我们赶到的时候，刚好叶军长从星潭方向看地形回来，他手里提着手杖，走得很急，身后跟着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
看到我们，很高兴地说：“陈营长，你们来得正好，国民党四十师正在星潭、徽水河一线构筑工事，阻挡我们前进。现在新三团攻打星潭受阻，你们赶紧勘察地形，做好战斗准备，等军分会决定以后，在星潭附近河岸选择有利地形，强渡徽水河，消灭对岸的敌人，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通路。争取与立旁（本号注：因字库无此字，暂用此两字组成为同一字）山一线的一纵队会合，很快突出重围。”叶军长讲完以后，就快步朝上面几间草房走去了。听了叶军长的话，我赶紧带上几个连长到前面看地形。部队原地待命，由马长炎同志进行政治动员。
徽水河是青戈江的支流，弯弯曲曲地从旌德方向的濂岭流下来，在星潭附近，河道有四五十米宽，几天来连续下雨，水位涨了许多，河道中心的水约有齐腰深。国民党约有一个团的兵力驻在河南岸，正在构筑工事。由于敌人凭险固守，新三团几次进攻没有什么进展。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从星潭以北檀皮庄附近强渡徽水河，攻占下阳石北面的高地。这里河道比较狭窄，对岸敌人的工事也不甚完备，我们这边的河岸山坡上，到处长满了松树和茅草，便于部队隐蔽行动，组织突袭，只要火力组织得好，我们付出一些代价，强渡过河，夺取对岸阵地，打开一条通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几个连长都很有信心。战士们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用战斗胜利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为了渡河作战的顺利，部队进行了轻装，大家把棉被、棉裤里的棉花都掏了出来，只穿一条夹裤，背一床夹被。各连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天渐渐黑下来了，军首长住的几间草房里已经亮起灯光，持续了几个小时的会议还在热烈地进行着。大家听着远处星潭方向的枪声，看着眼前的草房，焦急地等待着军首长的命令。
不一会儿，军首长的房子里大声地争论起来了，听得出，主要是项英和叶挺军长的声音。许多人都围在屋子外面听。原来是项英同志不同意叶挺同志坚决打通徽水河的意见。叶挺同志认为，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四周都是国民党的军队，我军已经没有多少路可以选择，趁着国民党主力部队还未到达时，赔上一两个团的兵力，坚决打过徽水河，向东南方向突围，然后转向苏南。那里，党中央已经通知陈毅部队接应。只要我们突出重围，敌人就拿我们没办法。项英同志则反复强调，万一渡河不成功，处境就更困难了。因此，他一直犹豫不决。会议争论的结果是，按项英同志他们的意见，部队由原路返回，重新折回里潭仓，再向泾县方向突围。
军分会决定以后，部队开始向后转，原来的前卫变成了后卫。我们正急着没有任务，叶军长突然来到了我们团，他心情沉重地说：“你们五团连夜由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遇到敌人就坚决消灭。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阻住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完成任务以后，你们可以分散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尔后待机过江。”团首长向叶军长表示决心以后，仍由我们二营作前卫，由原路返回，向高岭方向迅速前进。
高岭阻击
高岭，位于里潭仓的正南，海拔一千多米，地势险峻，是阻止太平方向敌人北进泾县的重要屏障。我们连夜赶路，至八日拂晓赶到高岭。刚刚爬到山顶，看到国民党的部队正坐在不远的山梁上休息，我迅速把部队分成两路，一路抢占顶峰，一路由我带领向敌人迎了上去。走不多远，敌人也发现了我们，有人向这里喊话：“喂!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接着回答：“我们是一四四师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方答：“我们是七十九师的！”我们说：“谁知道你们是哪一部分?你们派两个人过来。”
不一会儿，那边摇摇晃晃过来两个国民党兵，走到跟前，他们猛然看到我们胳膊上的“抗敌”袖章，刚要呼喊，几支枪口已经顶在他们腰间。我们让他们给山上回话，两个国民党兵吓得浑身发抖，扯起嗓子对山上喊：“自己人!不要误会！”听说是“自己人”，敌人便放松了戒备，我们趁机象猛虎扑羊一样，迅速冲了过去，山头上的敌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被我们用步枪、机枪、手榴弹打垮了。敌人的这一个营基本上被我们消灭了，只有少数几个人连滚带爬地跑下山去。
这一仗打得很痛快，我们基本没有什么损失，顺利占领了高岭。一营、二营的同志也很快上来了，各营迅速控制各制高点，抢修工事，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全团凭险固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后来，敌人见明打不行，又在夜间组织偷袭。这个山顶上，有一座旧山寨，是用石头砌成的，因为年代久远，大部分已经坍塌。为了节省子弹，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便利用有利地形，一齐向下掀石头，满山遍野的石头越滚越快，打得敌人无处藏身、鬼哭狼嚎。从此，敌人再也没有敢上来。我们坚守了三天，敌人在阵地前横七竖八地丢下了几百条尸体，我营只伤亡了二三十人。高岭就像一道钢铁屏障，死死挡住了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我们胜利完成了叶挺军长赋予的任务。
十日下午，团部召集营的干部在阵地上开会，讨论五团今后的行动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争论。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几个营的干部一致要求按叶军长的指示执行，以营为单位，西出小河口，分散转移至青阳、铜陵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待机北渡过江。认为这样既可以迷惑敌人，造成大部队突围的假象，牵制敌人一部分兵力，减轻军部的压力，又可以充分利用铜繁一带老游击区的有利条件，较有把握地保存革命力量，争取全团顺利北渡。几个团的首长认为，我们在高岭阻击了三天，军部说不定早已打通北出泾县的通路，只要我们尾随在军部后面，跟出去更省事。争论后，团首长否了第一种意见，决定黄昏以后放弃高岭，重新返回里潭仓，追赶军部突围。
血战东头
部队从高岭下来，天还下着雨，山路很滑。连续打了几天仗，战士们又冷又累，已经疲惫不堪，但是由于在高岭打了胜仗，部队的情绪还是很高的。我带着五连走在前面。
十一日拂晓赶到石井坑时，听到四周山上到处响着枪声，石井坑周围的几个庄子、山坡、路旁，到处有不成建制的部队。我预感到部队突围很不顺利，赶紧带着队伍往前赶，远远看到前面树林里有电台的天线，知道军部就在前面。不一会儿，看见叶军长站在一个小土坡上，手里举着望远镜，不停地观察周围山上的战斗。他身上还是穿着那套黄呢子军装，神情很镇静。
见到我们五团的队伍过来很整齐，他笑了笑，对我说:“陈营长，又碰到你了。你们来得好!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石井坑周围的山上跟敌人激战，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你们二营赶快到东头山接防，把教导纵队的同志换下来，掩护其他部队休整。”
说到这里，他用深邃的目光看着全营的同志，提高了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五团是支老红军的部队，在场的许多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就屡建战功了。今天，军部之所以把坚守东头山的任务交给你们，就是考虑到五团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队伍。大家一定要坚守住东头山的阵地。东头山不能丢！”说着，他指了指外王家南侧山凹里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
听了叶军长的话，部队的情绪非常高昂，大家不约而同地呼起口号：“坚决听从叶军长的指挥!”“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部队士气大振，一夜的疲劳，不知什么时候全飞跑了。我和马长炎同志带部队很快上了东头山这个主要高地。后来，三营的同志也上来了，三营长李锡锋同志还带来了团首长的口信，说一营上了东流山主峰，三营归我指挥，一起坚持战斗。我们很快占领有利地形，抢修工事。（未完待续）

陈仁洪（1917年11月-1990年2月28日），江西铅山人。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上饶铅山独立营政委，闽北军分区政治部青年干事，闽北军分区教导大队一中队指导员，新四军7师21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6纵17师副师长，16师师长，24军70师师长等。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任24军70师师长、24军副军长等。建国后，历任66军副军长，24军军长、军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副政委，济南军区第二政委、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