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与死在工作场所交织：工伤认定中的人性考量与制度张力

编者按

一起保安值班期间猝死的工伤认定案件，引发了对劳动法、人性需求与制度张力的深刻思考。人社局以“非工作原因”拒绝认定工伤，而法院则基于“工作时间与岗位”作出相反判决。这一争议，不仅涉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更折射出当代职场中劳动者隐私权、人性需求与工作纪律的复杂平衡。在数字化模糊工作与生活边界的今天，此案促使我们反思：法律应当如何回应劳动者的真实处境？是机械执行规则，还是承认人性的合理存在？

本文从法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剖析此案，探讨如何在制度框架内为人的基本尊严留出空间。

当爱与死在工作场所交织：工伤认定中的人性考量与制度张力

特约撰稿人 高山

2014年10月6日中午，保安李某在工厂保安室值班时与女友发生性关系过程中猝死。这一事件引发的工伤认定争议，最终以法院推翻人社局决定、认定工伤而告终。

该案件表面上，是关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法律解释之争，深层却触及了当代《劳动法》体系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冰冷的制度框架内，我们如何为复杂的人性需求留出合理空间？当人的私密行为与工作场所意外交织，法律应当如何平衡秩序维护与权利保障？这起看似特殊的案例，实则揭示了现代职场中普遍存在的人性困境与制度张力。

从传统视角看，李某的行为确实有违工作纪律。保安室作为工作场所，其核心功能是保障工厂安全，而非私人生活。值班期间进行与工作无关的亲密行为，无疑偏离了岗位职责的基本要求。这也是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主要依据——死亡虽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场所，但原因与工作毫无关联。这种判断遵循了工伤认定中传统的“三工”原则，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体现了对工作纪律的维护和对公共资源的保护。

那么，从管理角度而言，若将此类情况纳入工伤，确实可能产生道德风险，甚至变相鼓励工作期间的非工作行为。

然而，法院的判决提供了一种更具人文关怀的解读。二审法院并未纠缠于死亡原因的道德评判，而是聚焦于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保安李某确实是在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在工作岗位上死亡。这种判断体现了法律对劳动者“全人”状态的承认——工作者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有血有肉、有情感需求的生命个体。

当代《劳动法》的发展趋势正是从“以工作为中心”转向“以劳动者为中心”，承认并尊重劳动者在工作环境中的基本人性需求。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埃伦伯格曾指出：“现代职场要求我们成为永远在线的‘职业人’，但这与人类本性的周期性、间歇性需求形成了尖锐矛盾。”李某案例正是这种矛盾的极端体现。

深入分析此案，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工作与生活界限日益模糊的现代困境。在数字时代，居家办公、弹性工作制越来越普遍，传统的工作时空边界正在消解。当工作侵入生活领域时，生活需求也难免会渗入工作空间。保安岗位尤其特殊——24小时在岗的值班制度实际上使工作场所成为了生活空间。

在这种环境下，要求劳动者完全压抑自然人性需求，既不现实也不人道。德国劳动法中的“可预期行为”理论为此提供了法理支持：只要不严重影响工作，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满足基本生理需求，比如饮水、如厕、短暂休息，应被视为合理行为。将亲密关系纳入这一理解框架虽有争议，但确实反映了对劳动者完整人性的法律承认。

从社会文化视角看，此案判决也体现了对底层劳动者处境的体察。保安工作往往收入微薄、条件艰苦、社会地位不高，其工作环境通常缺乏隐私和基本生活设施。在这样的职业背景下，法院判决隐含着对结构性不平等的矫正意图。

美国法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能力理论”指出，公正的社会应当保障每个人实现基本人类功能的机会。将保安室这一“非自愿生活空间”中发生的意外纳入工伤保护，某种程度上是对劳动者恶劣工作环境的一种补偿性正义。

这起案件为当代劳动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理想的工伤认定制度应当在保障工作秩序与尊重人性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

具体而言，可考虑引入“合理容忍度”原则——在不严重影响工作、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允许工作场所中适度的人性化行为；同时，用人单位也应承担起改善劳动条件的责任，为长期值守岗位的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便利设施。日本劳动法中的“业务起因性”理论值得借鉴，它不要求伤害直接由工作引起，只要与工作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即可认定工伤，这种弹性标准更能适应复杂现实。

李某案件最终以人性化判决落幕，但其背后的议题远未终结。在效率至上的现代职场中，如何为不可避免的人性需求保留合理空间，仍是劳动法治建设的核心课题。

法律不应成为压抑人性的枷锁，而应是指引我们通往更有尊严的劳动生活的一个路标。当我们讨论工伤认定时，本质上是在探讨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工作世界——是冰冷机械的秩序优先，还是承认人类脆弱性的人本主义？答案或许就在两者之间那条细微而重要的平衡线上。

编辑 陈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