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身死，朱祁镇为何怒骂：匹夫误我大事

1444 年的那个春日，北京城的气氛格外凝重。80 岁高龄的杨士奇，这位历经五朝的肱骨之臣，已然病入膏肓。他躺在病榻上，望着头顶的屋梁，眼神中满是忧虑与不甘，口中不时发出几声哀叫。回想起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从一介贫寒书生，一步步走到朝堂权力的核心，辅佐数位帝王，开创了永乐盛世与仁宣之治的辉煌，可如今，看着大明王朝在新帝朱祁镇的统治下，渐渐偏离正轨，他满心焦急，却又无能为力。

早年的杨士奇，命运颇为坎坷。一岁丧父后，随母亲改嫁。但他勤奋好学，哪怕生活艰苦，也未曾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建文元年，凭借自身的才学，他踏入仕途，参与《太祖实录》的编纂。此后，在明太宗朱棣时期，他因才学出众、为人正直，被选入内阁，开始崭露头角。在辅佐太子朱高炽的过程中，杨士奇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汉王朱高煦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联合赵王朱高燧不断在朱棣面前进谗言，使得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杨士奇始终坚定地站在太子一边，多次在朱棣面前为太子说好话，以自己的智慧和忠诚，帮助太子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比如，朱棣北巡期间，太子监国，因迎接朱棣稍迟，汉王趁机进谗，导致东宫官属大多被投入监狱，而杨士奇在被朱棣召见询问时，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称是自己和大臣们的罪过，太子依旧孝敬如初，这才让朱棣消除了对太子的疑虑，保全了太子的地位。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对杨士奇极为倚重。杨士奇也不负所望，积极进谏，为朝廷去除诸多弊端。他反对将军队多余的马匹分给官员并征收马驹的提议，认为这是重畜生而轻贤士；他劝说仁宗不要加罪于曾忤逆过自己的御史舒仲成，以维护诏书的信用；他为大理寺卿虞谦、少卿弋谦等直言进谏的官员辩白，使得他们得以复职或升职。在杨士奇等人的辅佐下，仁宗时期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

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代，杨士奇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汉王朱高煦造反被平定后，有人提议趁机擒拿赵王朱高燧，杨士奇坚决反对，他认为应当依据事实，有罪的不可赦免，无罪的则应妥善对待，对赵王加以防范即可，不必急于动武。最终，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保全了赵王，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内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发生了变化。宣宗驾崩后，年幼的朱祁镇即位。起初，太皇太后张氏与 “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共同辅政，朝政还算平稳。但随着张氏和杨荣相继去世，杨士奇逐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此时，朱祁镇身边的宦官王振开始崭露头角，他仗着皇帝的宠信，在朝中肆意妄为，打压异己。

雪上加霜的是，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在地方上横行霸道，犯下杀人重罪。这一事件成为了王振攻击杨士奇的把柄。在王振的运作下，杨稷被抓，杨士奇也受到牵连。面对儿子的罪行，杨士奇痛心疾首，却又无力阻止事态的恶化。他向朱祁镇请罪，请求引咎辞职，但朱祁镇并未立即批准。此时的杨士奇，身心俱疲，却仍心系朝廷。他深知王振的专权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危害，于是在病榻上挣扎着写下了最后一道奏折，希望能警醒朱祁镇，让他远离王振，重振朝纲。

可惜的是，当这道奏折呈到朱祁镇面前时，他只是匆匆浏览了几眼，便不屑地将其扔到一旁，还命人将奏折丢进户部的垃圾堆中。在朱祁镇看来，杨士奇此时不过是个迂腐的老头，他的话早已不合时宜。不久后，杨士奇怀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时光匆匆，五年后的 1449 年，朱祁镇在王振的怂恿下，决定亲征瓦剌。这场草率的出征，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变的惨败。明军四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朱祁镇自己也被瓦剌俘虏。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朱祁镇惊慌失措，他没有反思自己和王振决策的失误，反而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到了已经去世的杨士奇身上，在诸将面前公开辱骂杨士奇是 “老匹夫”，痛斥他误了自己的大事。

但实际上，朱祁镇的失败，又怎能归咎于杨士奇呢？杨士奇一生为大明王朝殚精竭虑，他的忠诚与智慧，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生前就曾多次提醒朱祁镇要警惕瓦剌的威胁，要亲贤臣、远小人，可朱祁镇却置若罔闻。直到遭遇如此惨败，他才追悔莫及，却又不敢正视自己的过错，只能将责任推给已逝的杨士奇。杨士奇若泉下有知，恐怕也会为自己的遭遇感到悲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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