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有一个英国人同时去到了中国和日本，并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对这两个国家的不同感受。
这个人便是时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指挥官之一，也是下令火烧圆明园的始作俑者，第八代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以下简称额尔金）。
那么问题来了，他笔下的中国与日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不同？我查阅了一下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视察战场的额尔金
1）1858年的中国和日本对于日本而言，黑船事件（1853）已经过去了五年，但明治维新（1868）还是十年后的事情；对于中国而言，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842）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六年，但洋务运动（1861）尚未拉开序幕。
可以说，两国均处于社会转型的前夜，却同样陷入了发展停滞的困境，但是这种停滞背后的社会肌理存在着明显差异。
先看日本，此时的日本仍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末期，属于典型的传统封建社会。
它的社会结构被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牢牢束缚，统治阶层以幕府将军与各地大名为核心，武士阶层作为统治支柱，享有诸多特权；而农民、工匠和商人则被局限于社会底层，人身自由与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桎梏。
江户时代的日本
这一时期的日本，封建割据特征显著，各地大名拥兵自重，与幕府的矛盾日益尖锐，但整体社会运转仍遵循着几百年不变的封建秩序，未出现明显的近代化萌芽。
在经济领域，日本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核心，手工业虽有一定发展，却始终未能突破封建生产模式的桎梏。
幕府严格限制手工业者的流动与技术交流，京都的纺织工匠只能在指定区域作业，既不能随意迁徙，更无法与外国开展技术往来，这也直接导致日本手工业长期停滞在初级阶段。
除此之外，教育资源主要服务于武士阶层，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思想文化被儒家思想与武士道精神垄断，整个社会缺乏对外界的认知与探索欲望。
江户时代的日本
再看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英国也通过《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国门，割占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等五处通商口岸，但这一冲击并未撼动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整个社会依旧如沉睡未醒，固守着传统的封建形态。
清政府自始至终都是封建专制统治的核心，皇权高度集中，统治阶层腐败无能、沉迷享乐，对国际形势毫无清醒认知，依旧坚持“重农抑商”政策，忽视工商业的发展。
在经济领域，主体依然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尽管通商口岸出现了少量外国商品以及外资企业，但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
广大内陆地区的农民依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几乎毫无改变，甚至因外国商品的少量输入，部分传统手工业（如纺织业）开始出现衰退，而清政府对此始终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思想一直是官方正统，科举制度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知识分子大多沉迷于四书五经，对西方先进技术和思想文化持排斥态度。
尽管魏源、林则徐等少数开明人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却未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也未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影响。
《图解中华帝国》里的中国民众
值得关注的是，两个国家在均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刻意隔绝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以此维系自身的封建统治，但两者的闭关锁国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主要表现为对外通商的限制。明朝中后期开始实行“海禁”，清朝康熙年间虽曾开放海禁，但乾隆年间又关闭了大部分通商口岸，仅保留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窗口，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十三行”开展贸易往来。
简言之，尽管官方限制严格，但还是保留着一定的对外交流渠道。
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更为彻底。
自1633年德川幕府颁布第一道“锁国令”起，便逐步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仅允许荷兰和中国的少量船只入境，禁止其他外国船只进入日本，甚至严禁日本国民与外国人接触，违者将被处以死刑。
展开来说，日本仅允许荷兰商人在长崎的出岛进行有限贸易，且贸易活动全程接受幕府的严格监控，荷兰商人不得随意离开出岛，也不得与日本普通民众交往；中国商人尽管可以前来贸易，却需经过严格审批，贸易规模也被严格限制。
这种更为严苛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少于中国，社会封闭性更强。
江户时代的日本
2）额尔金的中国印象但在额尔金的日记里，这两个同样封闭的东亚国家，给了他完全不一样的印象，其中他对中国的印象，实在算不上好。
他在日记里吐槽：
广州真是我见过最没趣的城市——全是低矮的房子、狭窄的街道，还有那些供奉着丑陋佛像的寺庙。
这里能看出，当时的广州作为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基础设施却十分落后，和额尔金熟悉的英国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
要知道，19世纪中期的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城市里有规整的楼房和宽阔的街道，所以额尔金看到广州的景象，才会觉得格外简陋无趣。
与此同时，他对中国的宗教信仰也颇有微词：
在他们（中国人）的脸上见不到一丝虔诚信宗教的迹象，但很奇怪的是，中国人花在建庙上的钱却多到数不清。
在他看来，当时广州的一些寺庙，虽然修建得富丽堂皇，但僧人平日里的言行举止并没有表现出对宗教的敬畏；信众也大多是走走形式、拜拜佛像，并没有真正理解宗教的内涵。
这其实能反映出当时中国宗教信仰的一种现状——对于很多信众而言，无论是建庙还是烧香拜佛，或是为了图个心安，或是遵循传统习俗，而非真正发自内心的信仰。
《图解中华帝国》里的中国民众
更负面的是，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给出了很差的评价，说中国人“胆小懦弱，遇到事情不知道反抗；又愚昧无知，就算过得不好也不会抱怨”。
这种评价虽然带着强烈的主观偏见，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长期的封建统治以及教育领域的严重落后，使得民众不仅失去了反抗精神，而且严重缺乏国家与民族意识
他还吐槽和中国外交官打交道特别费劲：
要对付的这帮人，你跟他讲道理根本没用，只要吓唬吓唬他们，马上就变得服服帖帖；而且他们对要商量的问题，还有自己国家的真正利益，完全一窍不通。
这一点也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支撑，当时中国的外交官大多是封建官僚，思想僵化，不了解世界局势，也不知道如何和西方国家打交道，面对英国的武力威胁，只能一味妥协退让。
比如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额尔金提出的不平等要求，清朝官员们要么答非所问，要么支支吾吾不敢拒绝，这让额尔金觉得中国外交官既顽固又无能。
清朝的官员与乡绅
3）额尔金的日本印象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间隙，额尔金还抽时间去了一趟日本，目的是修订《英日友好条约》，想拿到和美国一样在日本的新利益。
但他到了日本之后，看到的一切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对日本的印象好了很多。比如他觉得日本的城市特别整洁：
这里不像在中国看到的那样破破烂烂，一切都让人觉得很舒服和中国的城市比起来，实在干净太多了，连一个乞丐都看不到，这里的人也都穿得干净整洁。
当时日本虽然也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但内部治理相对有序，城市规划和环境卫生比经历过战乱的中国要好很多。
不过，有件事让他特别惊讶：
这里人家的房子都临街而建，从街上走过，能清楚看到屋里的前院或者客厅里，有女人坐在木桶里洗澡。女人爱干净是好事，但为啥非要用这种方式，让路人都能看到呢？
这其实是当时日本的一种传统习俗，那时候日本的普通百姓家里，没有专门的浴室，只能在客厅或院子里放木桶洗澡，而且他们并不觉得这种方式有什么不妥。这种独特的习俗，在额尔金这个西方人看来，就显得格外奇怪。
江户时代的日本
除了城市和习俗，日本的寺院也让他更有好感：
我今天早上去了当地的寺院……这里的僧人不像中国的僧人那样，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寺院里的环境也比中国的好得多。
当时日本的寺院大多管理有序，僧人也更注重自身的言行举止，不像中国的不分寺院，僧人无所事事，寺院显得破败杂乱。
他还觉得日本人特别友好：
见到外国人，都会主动提供各种帮助，而且坚决不收任何回报。而在中国，部分百姓因为害怕外国人，要么躲着走，要么想趁机索要钱财。
他在日本街头问路时，当地人大多都会耐心地给他指引方向，甚至主动带他去目的地，而且从来不会要求回报，这让他十分感动。
对于日本的外交官，他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他们都很友善，不像中国外交官那样，既傲慢又固执。他们那种公事公办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话机灵，问的问题也很到位，既不敷衍了事，也不吹毛求疵……总的来说，他们是我见过最讲道理的人。
当时日本的外交官虽然也受封建制度影响，但已经开始关注世界局势，愿意了解西方国家的规则，在谈判中既能坚持自己的底线，也能理性沟通。
江户时代的日本
最后，他总结自己的日本之行：
总的来说，这是我所有出行中最有趣的一次。这里的百姓都很富裕，完全看不到贫穷的迹象；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很快乐的表情，为人有礼貌，也懂得尊重别人。我们英国人花了很多钱才达到的整洁、完美的生活，这里的人没花多少钱就做到了。
另外，这里的气候很温和，物产也很丰富，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还必须说，日本人的社会道德水平，就像这里的山川一样美，这也是我没想到的。从一直不离开皇宫的天皇，到最普通的老百姓，每个人都遵守法律和习俗，过着有序、严谨的生活。
从外人的角度看，日本有着无与伦比的美丽，还有独特的道德和社会风貌，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以至于他在离开日本的时候，心里还真的有点舍不得，甚至“一想到自己要回到中国，心里就有点害怕”。
江户时代的日本
4）尾声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额尔金的这些评价，不能说他的对比是完全客观准确的。当时中国和英国正处于战争状态，额尔金作为侵略者，为了让自己的侵略行为显得合理，下意识地会夸大中国的落后和缺点。
而且，身为为英国谋取利益的外交官，他在中国的事情办得并不顺利，经常遇到阻力，这也肯定影响了他的主观感受。但如果因此就说他的日记一点价值都没有，或者说他是故意扭曲事实、丑化中国，似乎也不太公平。
毕竟他的记录，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的部分真实状况，为我们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