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宋庆龄亲自跑到主席办公室，为监狱中的陈璧君求情，主席也答应了，不过要让她承认自己的错误，谁料陈璧君得知以后，想都没想说道：“我有什么错？” 1949年，新中国刚建立，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陈璧君正身陷囹圄。 作为汪精卫的妻子，她曾在抗战期间随丈夫投靠日本，组建伪政府。 日本战败后，汪精卫已病死，陈璧君失去了依靠，她试图逃离出国躲避审判，但没有成功，最终被国民党政府关押起来。 蒋介石政权对汪精卫夫妇深恶痛绝，根本没有释放她的意思。 陈璧君的好友宋庆龄非常担忧她的处境。 不久后，她所在的监狱由人民解放军接管。意外的是，国民党在撤退时，并未按惯例将陈璧君移往台湾监狱，而是将她留在了原地。这样，陈璧君便落入了新政府的手中。 进了监狱的陈璧君，并未收敛，反而依仗着自己所谓的“第一夫人”身份和老牌革命者的资历，在监狱里大摆架子。 国民党那边似乎不想管她了，正好把人留给了我党来处理。这个局面让宋庆龄看到了希望，因为她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这下营救挚友陈璧君有了转机。 宋庆龄立刻联络了另一位好友何香凝商量对策，两位女士决定为陈璧君奔走。 她们前往北京，当时正值重要会议期间，两人一同面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双方的谈话持续了很久，核心就是陈璧君的问题。领导人肯定了陈璧君过去的能力，但也明确指出，既然犯了严重错误，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不过，考虑到宋庆龄与何香凝的请托以及陈璧君的身份背景，主席和总理最终达成一致，同意给予陈璧君一个机会。 这个条件是：只要陈璧君签署一份认错悔过书，表明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可以重获自由。 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已是极其宽大的处理方式。宋庆龄心里也清楚，如果还在蒋介石手下，陈璧君根本不可能有活着出来的机会。 得到这个好消息后，宋庆龄马上写信，托人火速将消息告知狱中的陈璧君。 让人完全没料到的是，陈璧君接到信后，态度极其强硬，想都没多想就拒绝了，她甚至反问：“我有什么错？” 在陈璧君看来，她丈夫汪精卫不仅没错，反而有功劳。她坚持认为，真正出卖国家的是蒋介石政权。 无论事实如何清晰，无论汪伪政权在日占区犯下了多少欺压百姓、祸国殃民的罪行，陈璧君始终拒绝承认。 之后，宋庆龄与何香凝多次写信或托人带话，苦苦相劝，言语间甚至透出几分恳求的意思，希望她放下固执，抓住这最后的生机。 可是这些话如同耳边风，陈璧君不为所动，她的固执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她的丈夫汪精卫。 这唯一的一条生路，被她亲手堵死了。即便如此，我方对她的处置仍然体现了极大的宽厚。 在她生病的时候，监狱方面会为她请医生治疗。她却不体谅这份关照，反而得寸进尺，以为自己还是当年那个高高在上的“夫人”，提出的各种要求都必须得到满足。 不过她这份“第一夫人”的架子没能维持太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中国政府宣布，准备重新审查国民党旧政权时期判决的犯人案件，进行必要的改判调整。 陈璧君心中燃起了希望，整天盼望着自己的判决能被改变。然而左等右等，就是没听到消息。 一打听才知道，像她这样的汉奸重罪，案情特别复杂，重新审理的流程非常漫长，需要更多时间等待。希望落空后的陈璧君恼羞成怒，竟开始以绝食相抗议。 之后，也许她并没有真正寻死的决心，但继续在监狱里折腾，不断闹事。 她质疑新政府的合法性，叫嚷“共产党无权关押我”，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狡辩，作为领导全国的新政权，惩治她这样的民族罪人责无旁贷，正如老话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眼看这一招不起作用，她又在其他犯人中间挑拨离间，凡狱方推行的政策或活动，她都带头反对。更过分的是，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她竟在监狱里公然散布“共产党必败”的言论，实在是让人气愤不已。 但这种闹腾的日子也没持续太久，因为她整天气呼呼地争执吵闹，情绪大起大落，身体很快就扛不住了，健康状态迅速下滑。 不过即使面对这样一个态度恶劣的犯人，监管方依然履行责任，持续给她提供必要的医疗照顾和关心。 这种长期的、以德报怨的对待方式，日复一日，滴水穿石，陈璧君那颗冰冷坚硬的心，终究被触动了一些软化的痕迹。 尽管对自己当年犯下的根本性错误，她到死也没能彻底认清楚，思想上远谈不上真正反省到位，但她的态度确实有了一些转变。 她不再像过去那样仇视和攻击新政权，开始愿意听工作人员讲解一些道理，思想上产生了一些动摇，甚至慢慢承认了一些客观事实。 尤其在她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自知时日无多时，她还表达过希望自己在国外的子女能够回到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可惜的是，健康崩溃得太快，不久后，陈璧君便在狱中病逝，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 几十年过去，回头再看这段往事，它提醒着后人关于历史选择和人民审判的重量。   信息来源： 参考《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等通史著作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