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知青张援朝去看望干妹妹陈春玲，谁知，陈春玲红着脸说：“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张援朝父亲听说后，板着脸说：“娶了她，你还能返城吗！” 陕北孙家沟的土窑洞里，陈春玲正蜷缩在打满补丁的被子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走了十几里山路的张援朝从北京知青点赶来，走到炕边，俯下身，询问她的病情。 陈春玲艰难地睁开眼，突然她哭着说：“援朝哥，我这病怕是治不好了，除非你娶了我，兴许就好了。” 话音未落，又是一阵咳嗽。 1969年，一列绿皮火车，将17岁的北京四中学生张援朝送到了这片黄土地上。 他和几十名知青一起，被分配到延川县孙家沟插队落户。 城市少年初到农村，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让他感到无所适从。 就在这时，陈春玲走进了他的生活。 她是生产队记分员陈老汉的女儿，那年刚满16岁，梳着两条乌黑油亮的麻花辫。 她性格泼辣爽朗，是村里有名的“铁姑娘”。 面对这群来自大城市、笨手笨脚的学生娃，她没有嘲笑，而是像对待自家兄弟一样，耐心地帮他们适应陕北艰苦的生活。 张援朝永远记得，当他第一次笨拙地弄锄头差点伤到自己时，是陈春玲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 作为回报，张援朝承担起教陈春玲识字的任务。 村里条件简陋，夜晚，在窑洞里一盏煤油灯下，张援朝用树枝在泥地上写下“人”、“口”、“手”，陈春玲学得极其认真。 张援朝发现，这个看似大大咧咧的农村姑娘，内心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 张援朝被她的坚韧和聪慧深深打动。 在黄土高原上，两颗年轻的心在共同劳动和学习的朝夕相处中，悄然靠近。 张援朝的父母得知儿子在陕北认了个“干妹妹”，还特意寄来糖果和布料表示心意。 陈老汉一家也真心实意地把这个有文化的北京娃当成了自家人，家里做了点好吃的，总要给他留一份。 张援朝在陈家的窑洞里，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 1972年，一场罕见的寒流席卷陕北，陈春玲在参加公社兴修水利的“大会战”中，顶着刺骨寒风在冰水里劳作数日，不幸染上重病。 起初是持续的低烧和咳嗽，村医诊断为普通风寒，开了些草药。 但病情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日益沉重。 咳嗽越来越厉害，有时甚至咳出血丝，人也迅速消瘦下去，整日无力地躺在炕上。 那个曾经像充满活力的“铁姑娘”，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 张援朝心急如焚，他深知村里的赤脚医生能力有限，也清楚当时整个延安地区医疗资源的匮乏。 他多次向生产队和公社反映，希望能送陈春玲去县医院治疗，但得到的答复总是“条件有限”。 看着干妹妹日渐憔悴，张援朝心如刀绞。 他省下自己微薄的口粮和津贴，托人从县城买来稍好一点的药，但效果甚微。 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当他再次踏入陈家窑洞，听到那石破天惊的“治病”请求时。 他明白，这并非真的相信“冲喜治病”的愚昧，而是一个深陷病痛的少女，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向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发出的求救信号！ 张援朝僵立在炕边，手腕被陈春玲的手死死攥住。 娶她？他并非对她无情。 然而，他是北京知青，他的根在千里之外的城市。 就在不久前，队里干部还暗示他，因为他有文化、表现好，是“好苗子”，未来可能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远在北京的父母，对他寄予厚望。 父亲是严谨的知识分子，母亲是中学教师，他们绝不会接受儿子娶一个陕北农村姑娘，一个身患重病、前途未卜的农家女！ 一旦结婚，他就可能与返城的机会彻底绝缘！ 几个月后，1973年春，张援朝因在插队期间表现突出，被生产队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选拔，并成功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 消息传来，孙家沟沸腾了。 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张援朝手中时，他百感交集。 临行前，他鼓起勇气再次来到陈家。 陈春玲的病情在村医的草药和时间的流逝中，竟奇迹般地有所好转。 她没有哭闹，没有指责，甚至没有提那天的事。 时光荏苒，张援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工作，后调回北京，在城市规划研究所任职。 他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过上了标准的城市知识分子生活。 然而，夜深人静时，总会总会想起当年的生活。 他与陈春玲保持着断断续续的书信联系，知道她后来嫁给了同村一个憨厚的后生，生了三个孩子，成了一个普通的农妇。 1978年，知青大规模返城。 民政部后来的调查显示，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婚姻，有72.3%以离婚告终。 张援朝有时会想，如果当年他选择了留下，结局又会如何？ 2015年春天，一封来自陕北的讣告寄到了北京。 陈春玲的儿子在信中说，母亲因病去世，临终前只是偶尔会翻看一张老照片。 张援朝重返阔别四十多年的孙家沟。 陈春玲的小儿子递给他一张保存完好的单人照，正是当年他给她拍下的、在土墙前写字的侧影。 主要信源：（《中国知青下乡运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