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吃过晚饭后，坐立不安的陈永贵，接到了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立即想到了住在他隔壁的吴桂贤，对工作人员说：“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凝视] 1976年10月6日晚上7点，钓鱼台国宾馆16号楼里，陈永贵刚扒完最后一口小米粥就听到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那头传来紧急通知：政治局会议，马上出发。 这位62岁的副总理放下粗瓷碗，对警卫员说：“去15号楼叫吴桂贤同志，咱们一起走。”半小时后，三辆黑色轿车驶出国宾馆，车队里坐着两位最特殊的中央领导——一个是山西农民，一个是河南纺织女工。 陈永贵的人生像部传奇小说，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县，父亲在他8岁时就饿死了，母亲改嫁后他成了孤儿。白天给地主家放羊，晚上睡在羊圈里，冬天靠羊粪取暖过夜。 1957年，43岁的陈永贵终于在村里的扫盲班认全了3000个常用字，那时他已经当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天天琢磨着怎么让村民吃饱饭。大寨村在太行山深处，全是石头山，一下雨就山洪暴发，一干旱就颗粒无收。 1963年8月，连续七天暴雨把大寨村冲得七零八落，100多间房子倒塌，庄稼全毁，连队里的牲口都被冲走了。县里要给救济粮，陈永贵摆摆手：“不要国家的钱，不要国家的粮，不要国家的物。我们自己重建家园。” 说干就干，陈永贵每天凌晨4点起床，带着村民上山搬石头、垒梯田。他腰上系根绳子，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石坎。手磨出了血泡，脚也崴了好几次，就是不休息。三年下来，硬是在石头缝里刨出了2000亩梯田。 吴桂贤的故事同样励志，1937年出生在河南新乡农村，13岁就进了西北国棉一厂当纺纱工。个头不到一米五，却能同时看管1008个纱锭，创下全国纺织行业纪录。 1952年，15岁的吴桂贤发明了“细纱工作法”，让断头率降低了30%。厂里的老师傅都服气：“这丫头有天赋，手指灵活得像会说话一样。”她每天工作10小时，下班后还要学文化，从拼音开始学起。 1965年，吴桂贤被推荐上西北大学，学的是纺织工程。同学们都叫她“工人学生”，她每个月还要回厂里劳动15天，保持和工人们的联系。1975年当选副总理时，她提出一个条件：每月必须回车间干活三天。 那个改变历史的夜晚，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两点，散会时，陈永贵和吴桂贤都很沉默，各自坐车回了国宾馆。这场会议后，“四人帮”倒台，两位“工农代表”的政治生涯也发生了转折。 1980年，陈永贵主动向中央提出辞职，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是个农民，还是回去种地吧。”中央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月工资120元。他每天戴着草帽下地，和农场工人一起种玉米、养猪。 吴桂贤的选择更加彻底，1977年春天，她向组织递交申请：要回陕西国棉一厂当工人。 厂长都不敢相信：“您是副总理啊，怎么能回来当普通工人？”吴桂贤笑着说：“我本来就是纺织工人，现在不过是回到老本行。” 回到车间的吴桂贤还是那么拼命，她担任副厂长期间，国棉一厂的产量连续三年全国第一。80年代初，她又南下深圳，参与特区建设，从纺织厂副厂长一路干到集团公司董事长。 陈永贵晚年住在北京郊区的平房里，家具都是最简单的，客厅里最醒目的就是一张大寨梯田的照片。1986年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床前：“把我的骨灰撒在虎头山上，我要和大寨的土地在一起。” 如今在大寨村，陈永贵用过的铁锹还陈列在纪念馆里，锹把被汗水浸得发黑发亮。西安国棉一厂的荣誉墙上，吴桂贤当年的工作照依然清晰可见，照片里她正专注地检查纺纱机。 最打动人的是他们的生活细节，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每顿饭还是蹲在小板凳上，端着粗瓷大碗吃山西刀削面，喝小米粥。国务院食堂的师傅专门给他准备山西醋和辣椒面。 吴桂贤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办公桌抽屉里永远放着一套蓝色工作服。每次回陕西，她都要穿上工作服进车间，检查纺纱机的运转情况。工人们说：“吴副总理的手一摸机器，就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热议： “现在动不动就说‘寒门难出贵子’，看看陈永贵，43岁才扫盲，硬是靠种地种进中南海！大寨那石头缝里刨粮食的劲儿，比现在某些‘作秀式扶贫’实在多了！” “陈永贵当副总理不拿工资，回农场还自己种菜，吴桂贤辞职后直接回车间挡车——现在哪个领导能做到？” “1976年那晚，陈永贵非要和吴桂贤‘车队绑一块走’，怕她被有心人做文章，这细节太真实了！现在的职场，不踩你一脚算好的了！” “吴桂贤在深圳搞企业时，60岁还学电脑管理库存；陈永贵肺癌晚期还惦记修水渠。咱年轻人刷着手机喊‘躺平’，脸红不？” 两位老人用一生证明了什么叫“不忘初心”。无论职位多高，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是农民和工人。这种朴实无华的品格，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始终保持本色的人？如果让你在“一夜成名”和“踏实做事”之间选择，你会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