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郑洞国出任厅官，妻子嫌他工资低改嫁富商，20年后哭求复婚 “1952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北京东四的一盏煤油灯下，陈碧莲压低声音：‘一个月二百四十块，你让我在上海怎么抬头做人？’” 郑洞国沉默了几秒，那一刻，他比在缅北迎敌时更无措。就在半年前，他刚被水利部任命为参事，相当于如今厅局级，放在旧日国民党体系里，这种职务属于显赫。然而，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机关干部普遍按统一薪级发工资，讲究“同工同酬”，再加上公家提供食宿，实际到手并不算高。两百多块人民币，在北京够用，在上海却远远算不上“体面”。 回到上海之前，陈碧莲过的是另一套生活：旗袍要在德兴布庄定做，晚餐习惯去跑马厅旁的西餐馆，周末打桥牌，节日看舞台剧。她出身法租界律师世家，大学英文系毕业，自认是摩登女性。郑洞国在抗战、缅甸战役中养成的简朴作风，与她眼中的“生活品质”存在天壤之别。 有人说感情里的裂缝多半始于琐碎，其实更多是观念。陈碧莲认定“能力与收入成正比”，而郑洞国看重的是“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水利部参事的权责，在于勘探重点河段、审核大型水利方案。技术性强、政治性更强，但绝不是捞钱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那年国家刚敲定“一化三改”总方针，中央实行工资制改革，参照苏联的职务等级，郑洞国被定为五级，工资240元；而当时上海南京路上一件洋呢大衣要将近50元，一双进口皮鞋30元。换算下来，陈碧莲觉得自己的衣柜一个季度就能花光丈夫全部薪水。 短短三个月，两人争执不断。一次吵到深夜，陈碧莲摔门而出：“我不想跟寒酸生活纠缠一辈子。”第二天她收拾行李直奔沪宁线火车站。郑洞国站在站台，没追。他知道情感刀口绷得太紧，拉扯只会溅血。 那场离婚，手续办得相当“文明”。民政局工作人员提醒：多数国民党旧军官的婚姻存续状况复杂，最好双方再考虑。郑洞国摇头：“她志不在此，强留无益。”协议签成，房产存折分割清楚，陈碧莲当场签下“自愿赴沪，日后概不追索”。 上海的富商庄立先进入陈碧莲的世界，不过半年便迎她进门。庄家做的是外贸边角料生意，靠韩战出口替代零配件赚了一笔。外界看来风光，可内部账目经不起查。1955年底，国家整顿公私合营，庄立先被判偷税漏税，入狱七年。 富商倒塌的速度，几乎让陈碧莲来不及更换信纸。她卖掉首饰，搬进弄堂底楼，用流利英文教附近航运公司职员练口语。收入虽不差，但比起过去的珠光宝气无异云泥。更要命的是，庄立先出狱后体弱多病，1963年肺炎去世，留下若干债务和两个尚未成人的孩子。 这时候，郑洞国却在北京越干越实。水利部内部多次开会，他提出“河道整治与灌区结合”思路，被李富春拍板推广。随后，国防委员会邀请他担任委员，参与国防工程西迁研究。昔日国民党将领中能获得这份信任的，不足十人。有人揶揄：那点工资，图啥？郑洞国笑道：国家信得过，我够用。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机关，郑洞国同样受到冲击，被下放江西干校。条件艰苦，吃的是番薯叶，他却常安慰同伴：“命比当年缅北好。”顾贤娟——干校卫生员，后来成为他第三任妻子，也正是在这段艰难岁月里，陪他种菜、挑水、熬夜写《滇缅路运输史料》。 1969年春，“干校大合唱”结束，郑洞国回到北京，再次参与长江流域规划。与此同时，远在上海的陈碧莲，一场风寒拖成肾炎，输液时从小护士手里接过一份《人民日报》，才知道郑洞国已重返岗位，“研究南水北调”赫然标题。她心头一热，想起自己二十年前的狠话，一股悔意冲上来，“我真不该只盯着工资。” 1972年，陈碧莲托人把一封信递到北京。信开头是三个字：“阿国哥。”落款处，她写道：“人生荒诞，愿共白首。”简短又含泪。郑洞国读罢，叹息良久，把信折好放进抽屉，没有回。 子女成了中间人。陈碧莲与郑洞国所生的长子此时已在部队服役，探亲时带着母亲的口信：“爸爸，妈妈后悔了。”郑洞国沉默，过了会儿只说一句：“孩子，你妈有她的路。” 不得不说，这种场合比战场还难熬。郑洞国既要顾惜对方的自尊，又明确自己新家庭的边界。他告诉儿子：“你照顾好母亲，这是孝道；复婚不可能，这是原则。” 之后不久，顾贤娟建议：“老郑，把信还给她吧，她心里就有数了。”郑洞国点头，让人把信原封寄回上海。信封上只写了四个字——“各自珍重”。态度坦然，却斩钉截铁。 陈碧莲拆开信，一时失声痛哭。那天晚上，她对女儿说：“世上最奢侈的，是失去后才懂的平淡。”第二天，她继续去外企教英语，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历史没有假设。假如当年陈碧莲接受北京的“清贫”，或许两人会携手见证新中国水利工程的壮阔，也或许依旧会为琐事争执。可事实是，她选择了另一条岔路。岔路尽头狼藉，再想回头，已成昨日的站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