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

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是什么人？哪来的这么多钱？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4年的北京，秋天刚到，风里带着点凉意，一个穿着旧棉袄、脚蹬布鞋的老太太走进了政府接待处，手上的布包已经磨得起毛，拐杖也是用旧木头削的，她一身灰扑扑，看起来像是刚从胡同里扫完地出来，谁也没想到，她是来捐款的，而且是24亿。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在那个年月，一户人家月收入几十元，家里能攒下几千块钱都算富裕了，可这个老太太，站在那里说要把几十亿上交国家，工作人员一时都以为她糊涂了，可她不是糊涂，她特别清醒。   她叫耿维馥，在北京西城区的几个胡同里提起她，认识的人都说她脾气好，说话轻声细语，干活从不偷懒，几十年如一日扫街，从不迟到早退，她吃得简单，穿得朴素，攒下的工资不是给孩子买新衣服，而是捐给孤儿院、灾区、福利所，很多人以为她只是个太节俭的老人，其实她是个藏着大秘密的人。   年轻时的耿维馥生活在沈阳，那时候她是耿家大小姐，家里做布匹生意，殷实富足，她聪明好学，却偏偏在一次讲座里看上了演讲台上的赵欣伯，这个男人长相周正，穿着西装，说话带着点洋气，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正意气风发，耿维馥一心一意喜欢上了他，不顾家人劝阻就嫁了过去。   这场婚姻并不顺利，赵欣伯原来有过妻子，名字叫碧琰，成亲后，他竟然让耿维馥改名为赵碧琰，耿维馥虽然心里不好受，但还是照做了，她以为忍一忍，日子会好转，可没想到，赵欣伯的仕途越走越偏，最后竟然投靠了日本人，成了伪满洲国的官员。   那段时间，赵欣伯通过职务之便捞了不少钱，还在日本置办了不少房产，但他怕这些财产日后会被追查，就全登记在妻子名下，耿维馥并不知情，她只知道丈夫越来越冷漠，越来越不像当初那个人，她试着劝他，换来的却是冷言冷语和一次次失望。   1945年，日本战败，赵欣伯被押回国内，因为汉奸罪名，他被关进监狱，不久后就死在牢里，耿维馥带着孩子回到北京，改回原名，开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她不再是耿家小姐，也不是谁的太太，而是一个靠扫地糊口的普通人。   她从来不提过去的事，别人问她为何吃得这么省，她只说“习惯了”，有人说她年纪大了不该干体力活，她只是笑笑，不多解释，每天早上，她推着扫帚穿过胡同，打扫街道上的落叶和尘土，回家后，烧一锅玉米面粥，再分出几块钱悄悄塞进捐款箱。   没人知道她每年清明都要去一次万安公墓，在无名烈士碑前放一束白菊，她从不带人去，也不说原因，她做这些事，不为表扬，也不为感动别人，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   几十年过去，北京变了样，胡同也越来越少，耿维馥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得更厉害了，她的孩子们都成了家，各自过着平淡的日子，她从不向他们提起赵欣伯，更不谈当初的财产。   直到1984年，有关部门找上门来，说她可能是日本一笔巨额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原来，赵欣伯在日本留下的地产和资金，在战后几十年间升值巨大，总额超过三十亿日元，因为财产登记在赵碧琰名下，日本方面迟迟无法处理，而耿维馥，是唯一的合法持有人。   政府派人协助她出示证据，提交结婚证明、出生记录、存档资料，那些她保留了一辈子的旧文件，终于派上了用场，官司打了二十年，期间有两百多人冒充赵碧琰，企图分一杯羹，但最终，她赢了。   拿到存单那天，她已经84岁，眼睛花了，手也不稳，她看着那串零，沉默了许久，然后做了一个决定：把其中的24亿捐给国家。   她没有犹豫，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想搏谁一句“高尚”，她只是觉得，这笔钱是赵欣伯当年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如今就该还回去，她自己过的已经够久，这笔钱，她用不上；她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不该靠这些钱活着。   她把捐款用途写得清清楚楚：一部分用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一部分用于修建偏远地区的学校，剩下的作为抗灾备用，她不求回报，只希望这些钱，真的能帮到需要的人。   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很多人震惊于她的选择，也有人不理解，但她没有接受采访，也没有出席任何表彰，她照旧扫她的胡同，穿她的旧棉袄，推车、扫帚、饭盒一样不少。   1990年，她在北京的老宅里去世，去世时没有遗言，只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几句话：“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账，我已经结了，”   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她枕下压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1921年的沈阳，一座教堂前，站着一对新人，男人穿着西装，眼神清澈；女人笑得腼腆，握着他的手。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汉奸丈夫”在日本留下巨额遗产，她花21年追讨成功，捐给国家24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