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于凤至胸前严重溃烂，抛下丈夫张学良赴美治病。她憔悴走下飞机，正茫茫然。谁知，一老外冲过来一把抱住她，亲了一口，道：“你终于到了！” 那是1940年，七月。洛杉矶码头边，海风是咸的，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 码头上的人都往下看的那一刹，她从“Lurline”号船上下来，走得慢，像是每一步都踩在一段过去上。 穿着是整齐的，旗袍领子扣得严丝合缝，头发一丝不乱，可是脸……脸憔悴得像一张久未展开的信纸。她就那样走下来，左手提着包，右手扶了下风吹起的披肩，站住了。人群有些嘈杂，有人认出了她，但没人敢上前说话。 这女人叫于凤至。那时候美国人还喊她“Madame Chang Hsueh-Liang”。她是少帅张学良的原配，也是被时代轻轻按了一下肩膀、便推着走了大半辈子的女人。 她生在辽东，1897年还是1899年，没人说得准。只记得那一年，家里的月亮门刚刷了漆，漆味儿还没散，家中商号已经响起叮叮当当的算盘声。她的父亲于文斗，是个讲究人。讲究到什么地步？小女儿三岁起，就要学认古画，分辨玉器，和大人吃饭得会说“青花是乾隆的，不是康熙的”，错了也不能哭，只能再学。 她学得快，很小的时候就会抬眼不卑不亢地回话，那双眼睛，乌亮，一直看得你心里发毛。她像是知道这个世界不会温柔地对待一个聪明女人，所以从一开始，她就不肯撒娇。 十一岁那年，有人敲门，是张作霖。他来跟她父亲谈生意，也谈交情，抽的烟是细的，坐的姿势是斜的。他看到她推门进来，正捧着一本《诗经》，低头走得太急，撞到了门槛。那一下，张作霖没笑，倒是愣了一下，转头说：“这闺女，不简单。” 过了没几天，他回去找了个风水先生，问八字，回来说，要给自己儿子张学良订亲，非这姑娘不娶。 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于文斗一口茶差点呛住。他知道张作霖不是那种会做媒的人，更不是随便让人做他家亲家的主。他以为这是张作霖自己动了心思，急忙摆手，说：“我姑娘将来，只能做正室，不能去给人做填房。”张作霖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说：“你误会了，是给我那不懂事的儿子订下的。” 这段姻缘就这么定下来了。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时，于凤至十四，张学良十岁。他还穿着绣着虎头的布鞋，在院子里追狗，她坐在廊下，手里捧着针线，头也不抬。张学良一头汗跑过来，她递了手帕，他接都没接，拽了根狗尾巴草转身跑了。她看着他的背影，叹了口气，像是知道这段姻缘不会轻巧。 婚后，她没有如一般人所说的“退居后宅”，反而愈发显得周正得体。张学良年轻气盛，风流倜傥，身边总有人绕来绕去。她不吵，不闹，也不冷眼旁观。她更像是一个庄园的管事人，把人情打理得不留破绽，把账本记得滴水不漏。她既是妻子，更像一位经理人，把少帅这艘船底下的螺丝一颗颗拧紧。 1933年，她在北平的一场募捐会上登台。穿的是一身青色绸缎旗袍，袖口描了银线。她站在台上，不用喊也不用举手，只是一句话：“北方有战，儿郎在前，母亲们，咱得撑着。”底下掌声如雷。她不属于那个舞台，但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 同一年，她从新加坡过境，报纸上的一行小字记录了：“元帅夫人搭乘Conte Rosso号抵达。”没有头版，没有大字标题，但足以说明，她不是笼中鸟，也不是墙头画。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1940年的夏天，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丈夫，离开了熟悉的大陆，赴美治病。有人说她是被“允许”出去的，也有人说她是“趁乱”跑出来的。档案里写得很清楚：香港登机，途经檀香山，最后抵达洛杉矶。她的名下，还有一笔汇款，来自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至于那段广为流传的“机场拥抱”，说什么一位美国人冲上来，抱住她亲了一口，说“你终于到了”，真要说出来，就像一部黑白电影的桥段——可惜没证据。她的口述回忆里只字未提，美国移民局的档案上也没有那一栏“被亲吻”。 更有可能的是，她走下船那一刻，没人说话，也没人认出她。她踩在热烘烘的码头石板上，站了一会儿，像是终于可以松口气，又像是下一步不知该往哪里走。 洛杉矶的空气干燥，和北平不一样。这里没有张家的宅子，也没有她熟悉的账房先生。她一个人租了一处屋子，花了一整天时间整理衣物，又用半个月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她并不是为了离婚才来美国，可命运已经悄悄拐了个弯。 二十多年后，她入了美籍，在一纸文件上郑重签下自己的英文名：Feng Tze Chang。她不再是“张夫人”，只是一个在异国他乡慢慢老去的女人。 台北方面，那时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婚姻登记手续。 她点了头。 她什么也没说，律师代签了一份协议，事情就这样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