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

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一直以来，我们总把白求恩的故事聚焦在他的高尚与伟大上，却很少有人真正读懂，这位在加拿大功成名就的顶尖医生，为何会放弃优渥生活，不远万里跑到中国的抗日战场，拼上性命救治中国人。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履历足以让任何同行羡慕，从顶尖的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後，很快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会员，在麦吉尔大学这样的名牌医院里做主力医生，还自己琢磨改进了12种手术器械，写的医学论文在国际上都备受认可，妥妥的医学界精英，原本能一辈子过着高薪安稳的日子。但他最终选择来到中国，根本不是一时冲动的善举，而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白求恩的转变早从年轻时就开始了，在底特律开诊所时，他经常去底层居民区出诊，接触了大量肺结核患者，自己也因此被感染上这种当时被称为“白色瘟疫”的重病。治病期间，他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医疗体系的残酷：富人能花20美元请他看普通感冒，而码头工人约翰·麦克布莱德因为付不起200美元的肺结核治疗费，只能眼睁睁等死，这让他内心备受震撼。病愈後，他在蒙特利尔租了间破旧仓库，挂起“每周六免费诊疗，工人农民优先”的木牌，短短三个月就接诊了514名病人，其中60%都是肺结核患者。但他很快发现，单纯的免费治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穷人看完病回到潮湿的地下室，吃着发霉的面包，病情很快就会复发，他开始思考：为什么在富裕的国家，穷人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 1935年，白求恩卖掉心爱的汽车凑路费，去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这次行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在苏联，他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医疗景象：医院对所有公民免费开放，从婴儿出生就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农村诊所虽然简陋但服务齐全，生病的女工生孩子期间工厂照常发工资，奶粉、尿布都由国家提供。没有因为付不起钱而等死的病人，医疗不再是商品，而是每个公民的权利，这让他坚定了推行社会化医疗的信念。回国後，他在各种医学会议上大声呼吁“把盈利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却遭到了整个医学界的反对，蒙特利尔医学会甚至把他开除出去，他发起的“保卫人民健康委员会”也因为理念太过激进而举步维艰。此时的白求恩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对北美社会的医疗制度和政治现状彻底绝望。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势力的暴行让白求恩义愤填膺，他毅然辞去高薪工作，带着医疗器械奔赴西班牙，组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库，把血库直接开到前线，在炮火中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但後来因为政治排挤，他被迫离开西班牙，回到北美後还遭到警方严密监控，连曾经的同事都对他避之不及。就在他迷茫之际，他在一次活动中见到了中国社会活动家陶行知，得知中国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前线伤员因为医疗条件简陋死亡率极高，他立刻表示：“如果中国需要，我愿意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要找一个能真正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 1938年，白求恩率领医疗队抵达中国，国民党开出月薪500大洋的优厚条件，想让他留在後方医院，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坚持要去最危险的八路军前线。刚到晋察冀根据地，他就被眼前的医疗条件震撼了：伤员们躺在草席上，医生用煮过的铁锯截肢，没有像样的消毒设备，很多战士不是死于伤势本身，而是死于感染和失血过多。但这里的一切也让他看到了希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把战士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民众对医生的尊重和信任，让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他说：“这里的人在为正义而战，我要把我的医术献给他们。” 在晋察冀，白求恩彻底释放了自己的能力和热情。他照着老乡的粪驮子，发明了能驮在马背上的“药驮子”，两侧抽屉装器械药品，铺上门板就是手术台，被他命名为“卢沟桥”，寓意连接生命通道。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从最初的6公里逐步缩短到2.5公里，齐会战斗中，炮弹落在手术台旁边的小庙，庙角被炸毁、布帘着火，他依然镇定地连续工作69小时，完成115台手术；广灵伏击战中，40小时内做了71台手术。他还编写《消毒十三步法》，建立战地输血队，亲自献血，把八路军伤员的死亡率从60%硬生生降到15%以下。在中国的674天里，他不仅直接救治了上千名伤员，还建立了模范医院和卫生学校，培训了大批本土医护人员，留下了能长久发挥作用的医疗力量。 白求恩之所以拼尽全力，是因为在中国，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医疗不再分贫富，医生只为救人而工作，这里的人用生命捍卫正义，也用真诚接纳他这个外国人。他不是来做慈善，而是来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战斗，把自己的医术变成反抗侵略、守护生命的武器。1939年，他因为手术中手指划伤感染败血症，临终前还在遗书中仔细分配医疗书籍和行军床，把最后一点价值都留给了中国的抗战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