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杨振宁把母亲罗孟华从合肥接到了香港。老人家得了多发性骨髓瘤，这病会让

1985年，杨振宁把母亲罗孟华从合肥接到了香港。老人家得了多发性骨髓瘤，这病会让骨头像被虫蛀了一样，稍微动一下就钻心地疼。内地当时治疗条件有限，他决定带母亲去香港养和医院看病。 先说说多发性骨髓瘤这病有多难缠，它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癌细胞会啃噬骨头，让骨头变得像被虫蛀过的木头一样脆弱，稍微翻身、抬手都可能引发钻心的疼，到了晚期连卧床都成煎熬。1985年的内地，对付这种病的办法少得可怜。当时最顶尖的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从1960年到1984年用国产药氮甲治疗了36例患者，虽然骨痛好转率能到97%，但那是全国最权威的医院才能达到的效果，而且客观有效率只有68%，患者中位生存期也才35个月。合肥的医院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当时内地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地方医院连诊断都得费老大劲，更别说规范治疗了。 更关键的是止痛问题，这对罗孟华老人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1980年代的内地还没有规范的癌痛治疗方案，世界卫生组织1986年才提出癌症三阶梯止痛原则，内地直到1993年才发布相关指导原则。当时医生能用来止痛的主要是杜冷丁，这药镇痛效果只有吗啡的十分之一，药效只能维持两三个小时，还会让病人烦躁、焦虑，副作用特别大。更要命的是杜冷丁管控极严，每个医生手上的药量都少得可怜，根本没法让晚期癌症病人持续止痛。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如此，合肥的医院更难拿到足够的止痛药，老人只能硬生生扛着疼。 反观香港，当时的医疗条件已经和国际接轨。养和医院是香港顶尖的私立医院，早早就聚集了顶尖的专科医生，像后来的血液肿瘤科专家梁宪孙，那时候已经开始专注血液癌治疗，见证了专科领域从化疗到多种疗法的发展。这家医院不仅有先进的诊疗设备，更关键的是能及时用上国际上的治疗药物和止痛方案。当时香港已经能用上比杜冷丁效果好得多的止痛药物，虽然价格不菲，一支止痛针就要三千多块人民币，这笔钱在内地够一个工人干一年半，但至少能实实在在减轻老人的痛苦。 从治疗药物上看，差距更明显。1980年代国外治疗多发性骨髓瘤已经常用米尔法兰为主的联合化疗方案，而内地因为药物进口受限，主要靠国产的氮甲。虽然氮甲的疗效能和米尔法兰媲美，但供应范围有限，地方医院很难稳定获取。香港作为国际化城市，能轻松拿到这类国际主流化疗药，治疗方案也更丰富。而且养和医院在癌症诊疗上一直注重引进先进技术，后来还建了专门的癌症治疗中心，配备质子治疗系统等高端设备，这种对癌症治疗的投入和资源整合能力，1985年的内地医院根本没法比。 还有诊疗理念的差异，1980年代内地医生更关注肿瘤本身的治疗，对癌症患者的疼痛等症状不够重视，觉得能控制肿瘤就行，止痛是次要的。而香港的医院已经开始注重患者的生活质量，把缓解疼痛当作治疗的重要部分，有更成熟的疼痛管理体系。对罗孟华这样的老人来说，能不疼比什么都重要，内地当时的诊疗理念显然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再看生存率数据，1980年代内地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只有33%，这还是北京顶尖医院的水平，地方医院的患者生存率只会更低。而香港因为能及时用上国际先进疗法和药物，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都比内地好得多。杨振宁作为有国际视野的科学家，肯定清楚这种差距，所以才不惜代价要带母亲去香港看病。 1987年罗孟华病情能稳定下来，也印证了香港医疗条件的优势。要是留在合肥，老人可能要一直忍受钻心的骨痛，治疗效果也难有保障。当时像这样因为内地医疗条件有限，选择去香港或国外看病的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癌症这类大病，香港的国际化医疗资源成了很多人的希望。杨振宁带母亲去香港看病，本质上就是当时内地和香港医疗水平差距的真实写照，不是内地医生不尽力，而是受限于时代的医疗条件，实在没办法给老人更好的治疗和止痛效果，只有香港的养和医院才能提供这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