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莉，正被中美舆论场“双杀”。从新华社，到纽约时报，再到播客，她的路越走越窄。     2026年初，纽约一间普通公寓里，袁莉对着电脑更新完播客《不明白播客》的最新一期，后台显示播放量不足两千，评论区里满是中英文的指责与嘲讽。     这个曾手握新华社外派名额、跻身《纽约时报》专栏的记者，如今既被故土舆论钉在耻辱柱上，又在西方媒体圈沦为可有可无的边缘人。     袁莉的起点曾让无数人艳羡。     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她顺利进入新华社，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很快获得外派机会。     在局势动荡的阿富汗喀布尔街头，在泰国曼谷的分社办公室，她曾写下大量扎实鲜活的一线报道，那些带着烟火气与真实感的文字，是她职业生涯最初的荣光。     2002年，单位更是给了她宝贵的公费留学名额，希望她学成归来能扛起更重的担子。     转折发生在2008年，留学后的袁莉选择留在美国，她先入职《华尔街日报》做撰稿人，后来凭借“前新华社记者”的身份，顺利成为《纽约时报》的固定供稿者。     平台升级了，她的笔锋却渐渐变了味。     不再有客观详实的调研，取而代之的是刻意迎合西方偏见的批判，仿佛只有把故土的瑕疵无限放大，才能站稳脚跟。     她的导师曾直白点拨：“你要是能写透中国的‘问题’，西方媒体会抢着要你。”这句话，成了她后来多年写作的畸形指南。     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举国都在为逝者哀悼、为安全追责，袁莉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将这起技术安全事故直接拔高到体制层面，断言中国高铁建设是“毫无价值的投资”，前景黯淡。     可现实狠狠打了她的脸，如今中国高铁运营里程早已突破4.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安全运送旅客超150亿人次，成为国家名片。     这种脱离事实的预判，悄悄透支着她作为媒体人的专业信誉。     真正让她陷入舆论漩涡的，是2022年1月发表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报道。     当时西安疫情刚得到控制，这座千万人口城市在无死亡病例的情况下遏制了德尔塔毒株蔓延，数百万基层工作者的付出有目共睹。     袁莉却在文中刻意截取两起悲剧个案，回避相关责任人已被追责、流程已整改的事实。     这种跨越伦理底线的抹黑，瞬间引爆中外舆论。     国内网友纷纷贴出同期西安与纽约的抗疫数据，西安确诊不足3000例无死亡，而纽约所在区域感染超240万例、死亡五千余人，用事实戳穿她的双重标准。     美国学界也不放过这份荒谬，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前专家约翰·沃尔什专门撰文，直指这是“扭曲叙事”，斥责将守护生命的工作者与屠夫类比的行为极度荒唐。     连《纽约时报》内部也出现质疑，认为这篇报道已超出新闻评论范畴，沦为情绪化的修辞暴力。     为了维持热度，袁莉在2022年开设了播客节目，专门邀请海外争议人物，围绕中国话题大肆唱衰抹黑。     可节目反响惨淡，除了少量机器刷屏，剩下的多是中文网民的愤怒声讨。     她还频繁跑各类讲座，靠着“前新华社记者”的标签在西方政策圈刷存在感，可讲来讲去都是重复的极端观点，渐渐没人再买账。     西方媒体最初看重的，本就是她“体制内出身”的身份附加值，当她的观点越来越激进、越来越脱离事实，这份独特性便逐渐消散，她从“内部洞察者”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传声筒。     2026年1月的隐私泄露事件，更是让她彻底声名狼藉。     她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将牢A的“美国斩杀线”理论抹黑为官方宣传，还直接曝光了对方的真名、住址和就读院校。     这波操作让牢A陷入绝境，遭遇人肉搜索、恐吓威胁，只能放弃所有家当，在安保协助下紧急求助中国使馆，经加拿大转机回国。     袁莉此举违反了基本新闻伦理，不仅遭到全球媒体从业者的谴责，连曾经追捧她的西方势力也开始刻意疏远，觉得她行事毫无底线。     她的播客还在更新，专栏偶尔还有产出，可那些充满谎言与偏见的文字，早已没人当真。     那条她亲手选择的路，正随着每一次的极端表达，变得愈发狭窄，最终只剩她自己，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吞咽着投机带来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