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2纵队11大队的1个连长（原红3军团的干部）开小差，被当场抓住了。红11大队政委王平（原红3军团干部）认为：“该连长犯了错误，应该撤职处理，严肃批评。”而大队政治部主任（原红1军团干部）却越级上报，纵队首长（原红1军团干部）赶来，下令：“将该连长立即枪毙，以儆效尤。” 1935年9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甘肃哈达铺，部队进行了整编，正式组成陕甘支队。第二纵队由原红三军团改编，下辖几个大队。为了加强领导，从原红一军团调来一批干部，担任纵队副司令员、纵队政治部主任以及各大队的政治工作负责人。刘亚楼当时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罗瑞卿任纵队政治部主任。这些干部的到来，本来是为了统一指挥、巩固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和原红三军团干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看法。 当时长征还在继续，部队刚刚走出草地，减员严重，行军作战任务很重。纪律问题直接关系到队伍能不能保持战斗力。十一大队政委王平来自红三军团，他负责大队的政治工作。大队政治部主任则是从红一军团调来的干部，主管日常政治事务。两人对基层干部违纪的处理尺度不一样。 事情的起因是十一大队一名原红三军团的连长，在驻地附近擅自离开队伍，被哨兵发现后抓了回来。王平认为这属于干部犯错误，应该撤职并在部队里严肃批评教育，让大家吸取教训，继续完成北上任务。但大队政治部主任觉得处理太轻，直接越过王平向纵队汇报了情况。 纵队副司令员刘亚楼接到报告后，亲自赶到十一大队。他认为在长征这个特殊阶段，任何脱离队伍的行为都威胁集体安全，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维护纪律。于是下令将这名连长立即枪毙，以儆效尤。 王平觉得处罚过重，专门去找纵队领导反映意见。但刘亚楼坚持原来的决定，处决还是执行了。这件事在当时第二纵队引起不小震动，反映出整编后不同来源干部在纪律掌握上的分歧。原红一军团干部更强调严格执行纪律，原红三军团干部则倾向于多做说服教育工作。处决之后，陕甘支队继续向北开进。第二纵队随主力参加了直罗镇战役，部队在陕北逐步站稳脚跟，恢复了战斗力。 这件事发生在长征后期，当时部队面临巨大困难，纪律问题确实关系到生存。但不同干部的处理意见不同，也说明当时红军内部在干部管理上还存在需要磨合的地方。后来部队进入陕北，逐步统一了思想，纪律建设也更加规范，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整个过程没有多余的波折，就是整编后的现实矛盾在基层的一次具体体现。部队通过这件事进一步认识到纪律的重要性，后续行军和作战都更加有序。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没有那么多传奇色彩，就是实实在在的行军打仗和内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