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不止一次地复盘，认为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犯下的“最大历史错误”，就是没有在1949年到1950年初，集中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全部主力，一举解放台湾。 一九七六年六月，中南海“游泳池”那幢小楼闷得发潮。 毛主席躺在木床上，薄毯盖在身上，声音发沙。华国锋他们守在旁边，只听他又把一生压成两件事：打日本、赶蒋介石，把人逼到那几个海岛上；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都没个了，他提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盖棺定论”，最后嘴里反复打转的，还是“那几个海岛”。 在他自己心里，解放战争少了一截。 一九四九到一九五〇，本有机会集中第二、第三野战军，一口气渡海解决台湾，是朝鲜战争把这条路拦住。等到朝鲜停战再回头，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刚结束，他给周恩来发电报，说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现在若还不抓，就要犯严重政治错误。这话等于明明白白承认，当初在台湾问题上失了火候。 心里有这根刺，筹划却不止一条“武统”。 一九五六年七月，既通大陆又通台湾的曹聚仁从香港来到北京，他把人叫来聊天，说台湾回归祖国，也可以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顺嘴提了一句“水里的鱼各有各的地方”。 说到蒋介石，他话更直，只要蒋肯和美国散伙，同大陆联起来，根子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那一套；军队可以保留，不逼裁兵，不逼简政，爱讲三民主义就讲三民主义。 周恩来后来把这套意思，归成一句“一纲四目”。 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是回归后军政大权、人事实权由蒋家安排，军政和建设经费缺多少中央兜底，社会改革从缓，通过协商推进，两岸互不派人破坏对方团结。 嘴上留着台阶，手里还攥着棍子。 一九五四年，美国和台湾签《共同防御条约》，蒋那边底气更足，飞机飞到大陆撒传单、丢特务，远的钻进云贵川、康区、青海，还炸福州、扰江浙。一九五八年中东局势吃紧，美国在那边玩火，蒋在岛上叫嚣“加速反攻大陆”。北戴河海风刮着窗框，毛主席定下炮击金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福建前线万炮齐发，金门岛沉进硝烟里，这一下既是惩罚，也是给美国看的信号。 十月六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那份文告，开头就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说大家都是中国人，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列出蒋方飞机长期乱飞大陆、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用一句“是可忍，孰不可忍”收尾。文告反复强调，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不是美国的，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蒋同美国签的军事协定是片面的，中国不承认，美国迟早会抛弃他们，还劝台湾当局趁早坐下来谈，争取和平解决。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把炮击金门说成“侦察任务”完成，后面还要继续下棋。他顺手点出那点微妙：在反对“两个中国”上，他和蒋介石站在同一边。蒋坚持自己是正统，把北京叫作匪；北京这边根本不认“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对立和共识叠在一块，统一这件事自打开局就不干净利落。 往西看，西藏也是统一的一环。解放前的西藏是农奴制，外部势力惦记着这片高原。毛主席提过“进军及经管西藏是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在他的部署下，解放军进藏，通过谈判签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消息传到北京，他说“好哇，办了一个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一九五九年，上层一小撮分裂分子在外部撑腰下搞叛乱，他主张坚决平叛，同时强调这是中国内政，别人没资格指手画脚。对达赖，他又留了一条路，说要是回来，全国人大可以继续选他当副委员长，像班禅一样，至于回不回来，由他自己拿主意。 中印边界那边，他先让部队收一收。中央军委按照他的意见，规定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二十公里内不巡逻，在三十公里内不打枪、不平叛、不打猎、不爆破、不演习。印度政府把这种克制当成软柿子，尼赫鲁误以为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有求于他”，干脆在边境上越闹越大。等到自卫还击一打，中国军队把对方赶出中国边境，前面的忍让和后面的硬拳头，才被拼成一幅完整图景。 一九五九年国庆前夕，赫鲁晓夫来北京，中苏关系的裂缝已经不遮不掩。 会谈桌上，他替尼赫鲁说话，陈毅当场顶回去，说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炮击金门是中国自己的事。毛主席一直听着，在最后慢慢开口，把这些帽子捋了一遍，回敬几个字：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收得僵硬，可主权和统一那条线没往后退。 后面几年，地图上的麻烦点又冒出来。一九六九年一月，苏联边防军侵入珍宝岛，他让中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江面岛礁。一九七四年，当时的南越军队伸手到南沙群岛，他又让海军迅速出击，护住那片海。从台湾到西藏，从中印边界到珍宝岛、南沙，他在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态度，一直是软硬皆有，底线不动。 一九七六年那个夏天，中南海那间屋子里的空气越来越沉，床上的人说话越来越慢，清醒的时候，还在念叨“那几个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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