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1972年生，男，汉族，中共党员，生前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五支队挂职副支队长。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履职的人民警察，长期奋战在刑侦一线的破案尖兵张浩同志，在连续加班工作后突发疾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11年6月24日不幸因公牺牲，年仅39岁。2010年度十大法治人物推选特别贡献奖、2011年“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荣誉称号获得者。 那张诊断书，边角都摩挲得发毛卷边了。2010年7月30日，张浩从医院出来，手里攥着白纸黑字：“肝右叶原发性肝癌，肝硬化、脾大”。他愣在门口，太阳晃得人眼晕。三十八岁，正是干事业的黄金年纪，追逃工作刚打开局面，世博会安保正到紧要关头。 他把诊断书对折，再对折，塞进抽屉最底层。回去对同事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没事，肠胃炎，吃点药就好。”这话他自己都不信，可说得特别自然。从那天起，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偷偷拉开抽屉看一眼那张纸，然后用力合上，像要把病魔也关进去。抽屉成了他一个人的战场，无声无息。 他没法停下来。2007年接手全市追逃那会儿，上海每年上网的逃犯信息七千多条，一条都不能错。错一个数字，可能就抓不到人，还可能冤枉无辜。张浩憋着一股劲，非得把这事干漂亮不可。他琢磨出一套“信息化追逃技战法”，听着挺专业，说白了就是怎么用电脑、用数据、用网络，把那些藏在人海里的逃犯给揪出来。别人办案靠腿，他办案靠脑。有回办假军牌案子，线索少得可怜，他愣是从停车场收费记录里找到突破口，又发现嫌疑人给车队统一装了GPS，顺着这条线，把整个犯罪链条给端了。这套方法管用，上海追逃信息质量连续三年全国第一，公安部都预备把他列入专家名单，那是最年轻的部级专家。 世博会一来，全警动员。他们“追逃办”原本八个人，抽走六个支援基层，就剩张浩和一个女同事。他大手一挥：“我住得近，有事叫我。”这话成了他的口头禅。2010年前九个月，上海抓了2888名外省市逃犯，世博园平平安安，没出大乱子。数字背后，是无数个通宵。3月19号凌晨，徐汇区麦当劳发生命案，嫌疑人锁定，要连夜发全国通缉令。电话打到家里，张浩从被窝钻出来，顶着寒风赶到办公室。等手续全部办妥，天都快亮了。他膝盖有旧伤，2009年一次抓捕撞得骨头错位，鸡蛋大的肿块，他咬着牙自己扳，想扳正了继续干活，扳了二十分钟没成功。去医院打了石膏，医生让静养一个月。他回家自己把石膏拆了，花了三个小时，第二天一瘸一拐又出现在办公室。对自己都这么狠，何况是病？他觉得能扛过去。 10月13号晚上，终于没扛住。他在和外省同行开会，突然觉得恶心，跑到卫生间，一口鲜血吐在洗手池里。鲜红刺眼。他愣了几秒，打开水龙头冲掉，仔细擦干池子，整理好衣服，回到会议室。没人察觉异常。会开完，他倒下了。 送到医院，秘密再也藏不住。领导、同事冲到医院，看着病床上那个瘦脱了形的人，怎么也无法和那个阳光俊朗、永远笑呵呵的张浩联系起来。公安部一级英模的奖章送到病床前，他虚弱得几乎拿不动。2011年6月24日，抗争了十一个月，生命停在39岁。告别仪式上，一条横幅格外扎眼：“张浩，一路走好！”老战友阎建军举着它，泪流满面。 现在想想，值吗？用命去换工作，值吗？这问题太残酷，可能根本没有标准答案。从职业伦理看，他隐瞒病情，带病工作，其实增加了突发风险，万一在关键指挥时刻倒下，后果可能更严重。组织上也绝不会鼓励这种透支生命的方式。 但这就是张浩的选择，一个刑警最朴素、最倔强的选择——案子没破，逃犯没抓完，世博还没结束，他怎么能先撤？他抽屉里那张摩挲发毛的诊断书，与其说是病历，不如是一份无声的请战书。他赌上了自己的命，去换城市的安宁，去换追逃战线上那个“全国第一”的荣誉。他赢了工作，输了自己。 我们怀念他，不是要提倡这种悲壮的牺牲，而是要从他身上看到一种近乎偏执的职业信仰。在信息化追逃还是新鲜事物的年代，他肯钻肯学，自创战法；在人情越来越淡薄的都市，他对战友说出“我住得近，有事叫我”；在生死关头，他选择把诊断书锁进抽屉，而不是摊开换取同情。 这种信仰，让他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也让他的生命在39岁戛然而止时，留下了长久的回响。一个警察的价值，究竟用什么衡量？是破获案件的数量，是获得的奖章，还是群众发自内心的安全感？张浩用他短暂的一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沉重，却闪着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