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市委副秘书长马达同志追忆：还原一个真正的柯庆施。柯庆施这个人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存在。他的经历很是丰富，大多数人对于他也是人云亦云，关于他这个人，他的一位老同事，同时也是上海副秘书长的马达有非常中肯的评价，是什么样呢？     1965年4月9日傍晚，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工作人员正在清点柯庆施的遗物。     这位主政上海十年、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的政治局委员，留下的东西少得让人不敢相信。     存折上的数字寒酸，衣柜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呢子大衣，连一支派克金笔都没有。     负责起草悼词的马达，手里捏着那份清单，半天说不出话。     他在初稿里写了句大实话：“没有一处房产，也没有一支高档自来水笔。”后来这句话被删了，理由是“不合适”。     马达心里一直记着这件事，他忍不住想：一个掌管着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一把手”，怎么会清贫成这样？那个被很多人说成是“上海王”、被贴上各种标签的柯庆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马达第一次领教柯庆施的脾气，是1958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     那天冷得厉害，马达被叫到愚园路的柯家修改报告。     正说着话，市府行政处的一个处长敲门进来，手里捧着一只金华火腿，油纸包得严严实实。     还没等那人把笑脸堆完，柯庆施的脸就沉了下来。     “你从哪里搞来的？”     那人支支吾吾想解释，柯庆施突然站起来，指着门外吼：“给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断你的腿！”吼声在夜巷里传出老远，那位处长抱着火腿落荒而逃。     马达就站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     其实柯庆施也不是天生就这么不近人情。     他的老资格在党内没几个人能比，1920年他才十八岁就给陈独秀写信谈国家大事，陈独秀回了“上海见”，他就真的背着包袱从安徽跑去了。     1922年他去莫斯科参加远东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不仅见到了列宁，还握了手。     这事后来在延安传得很广，毛泽东都说过，党内见过列宁的就他一个。     可就是这么个老革命，在延安整风时被整得差点翻不了身，因为一段历史没法自证清白，他被审查了很久，妻子受不了压力跳了井。     那种被自己人怀疑的滋味，像刀子在心上划了口子。     从那以后，柯庆施就把那根弦绷到了最紧。     马达在柯庆施身边工作了七八年，从1958年到1965年，他先是写文章，后来当市委副秘书长，起草文件、跟下去调研、陪散步聊天，见得多了，慢慢看出些门道。     柯庆施有个习惯，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到办公室，雷打不动地把当天的《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翻一遍，边看边用红笔划。     1964年初冬，他刚从北京动了肺癌手术回上海，医生让静养，可他照旧天不亮就起来看报。     马达有次夜里去送文件，隔着墙听见翻书声和咳嗽声，一直持续到后半夜。     第二天一早，柯庆施敲敲墙问：“老马，你觉得近期猪肉票能不能再调？”     马达这才知道，他一宿没睡，琢磨的是老百姓的菜篮子。     柯庆施的生活简单得近乎刻板，除了抽烟抽得凶，飞马牌香烟一天两包，偶尔喝两口老白干，没什么别的嗜好。     下乡调研从不搞宴请，跟农民蹲在田埂上聊，鞋上沾满泥点子也不在乎。     关于柯庆施的争议，马达比谁都清楚，他后来常常想，如果柯庆施再多活两年，会怎么样？1966年那场风暴来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守住那条线？     没人知道答案，马达只知道，那个拎着火腿被骂跑的处长，那个怎么也凑不齐的遗物清单，都是真的。     在那个年代，至少有一件事柯庆施用一辈子守住了：权力是用来办事的，不是用来换东西的。     这也许就是马达说的那个“不可否定的优点”。     至于其他的，就像马达晚年说的那样，评价一个人得拿证据说话，不能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