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天，郑州一条偏僻街道的尽头，一个70岁的老太太守在一座公厕门口，她的面前搁一个小铁罐收钱，每听到硬币扔进去“叮当”一声，身子就微微一颤。
她一个月工资四百元，住在旁边一间18平方米的小屋里，每天闻着厕所的怪味入睡。她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鱼缸里养着金鱼，每天早上冲三杯雀巢咖啡，涂口红，穿高跟鞋，戴珍珠项链。邻居看不惯，她不在乎：“我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看？”
谁能想到，这个扫厕所的老太太，20年前是上海滩人人敬畏的“大姐大”——八十年代身家两千多万，进口轿车代步，出入高档酒店。
女儿十虚岁生日，她在郑州国际饭店摆下四五十桌宴席，全校师生都来了，给贫困同学每人发20元红包，一场生日花掉近二十万。
她是那个年代货真价实的上海女首富。

昔日的这个上海女首富，名叫吴胜明，她还有另一个标签——“女版褚时健”。
与褚时健人生轨迹一样，吴胜明的人生也经历过辉煌一时、跌入牢狱、女儿自杀、古稀创业、再次富有，但如果仔细看，他们相同的人生轨迹却又有着根本的不同：褚时健种橙子，是为了重新站起来；吴胜明创业，是为了跪下去——跪在一个16岁女孩的遗愿面前，用余生还一笔永远还不完的债。
1933年，吴胜明出生于浙江嵊州富贵商贾世家，两岁时母亲改嫁台湾，父亲风流成性，姐弟三人由祖母一手带大。她从小泡在自家药铺和米店里，很早就培养了经商的意识。
十六岁那年，她逃婚跑到上海，改名吴胜明，“今天胜过明天”的意思。
1975年，42岁的她生下女儿张艳，视若珍宝。
改革开放后她南下广州，把收音机、尼龙袜、的确良布运到西北中原，南货北卖，七年积累了两千万资产，在上海开了三家公司、两家饭店。

但贪婪有时候就是最致命、最甜蜜的毒药。
为了赚取暴利，1985年吴胜明疏通关系进口48辆高级轿车，又在福建倒卖高档布料，从时代的边缘一步步滑向深渊。
1986年，53岁的吴胜明因走私罪、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
入狱后丈夫对女儿瞒了两年。
第一次探监，12岁的张艳隔着铁丝网抓住妈妈的小指头哭喊：“妈妈你犯了什么罪，我能不能帮妈妈一起改造，我也会干活，我会帮你们洗碗！”在场管教全部落泪。
吴胜明发誓要活着走出监狱，女儿成了她唯一的光，每月一次会见两封信。
然而，命运的打击却接踵而来，1988年丈夫带着保姆私奔了，1991年更致命的一刀落了下来——16岁的张艳被亲戚告知母亲在监狱判了死缓，第二天早上喝农药自杀了。
女儿死后，吴胜明从缝纫机上卸下刀片准备割腕。
上海提篮桥监狱大队长顾为升连夜找她：“你想自杀，你怎么面对你女儿？她就是因为你的案子才自杀的。你应该好好改造出去，到女儿坟前说，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回来了。”
顾为升递过来女儿的遗书。
16岁的张艳写道：“假如您有一天能出来，万万不要再想着赚什么钱，尽量去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您可以收留那些寄人篱下的、无家可归的孩子或老人，假如您不答应，我是不会瞑目的……”看完女儿的遗书，吴胜明把刀片掏出来交给了顾为升。
她后来对鲁豫说：“既然有死的勇气，为什么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因为你知道，活下去比死难。”

后来，她把刑期坐穿，在狱中写下六万字自传体小说《囚路》，上海电视台编剧黄允以她为原型创作了八集电视剧《罪犯与女儿》。
2003年7月28日，70岁的吴胜明，经过八次减刑走出监狱大门，被安排到郑州打扫公厕。
2004年媒体发现她的故事，信件电话从全国涌来。
2005年一个叫张京强的男人说在湖北有葡萄园，想跟她合作种葡萄办养老院。
“办养老院”四个字击中了她最柔软的地方。她借了二十多万，连同朋友的钱一共九十多万全部交给对方。
然而交了钱之后，对方的电话却再也打不通。
从商几十年从没看走眼过的吴胜明，七十多岁被人骗得干干净净。
但她没有倒下。
2006年73岁的吴胜明在陕西杨凌承包一百七十亩土地种葡萄，创办杨凌红阳果业公司。期间，不断有好心人倾囊相助：上海陈女士投入五十万，郑州宋女士卖掉股票帮她交租金。
几年间她陆续创办了吴妈妈兴农科技公司、保健鸡种鸡场、连锁聊吧和饭庄。
八十岁那年，她再次身家千万。

记者问她拿了那么多好心人的钱，没担心过赔了怎么办。
她愣住了：“没有想过。因为当时觉得一定能赚钱，到现在我仍然坚信自己的眼光。如果是我自己的钱同样会做。”
这不是商业自信，这是一个赎罪之人特有的、近乎偏执的笃定。她没有退路，因为退路在1991年就断了。
后来她接手西安一家亏损的养老院，一年扭亏为盈，2015年获得“最美心灵志愿者”奖杯。
从两岁被母亲抛弃，到九十岁成了无数人的“吴妈妈”，她用一辈子画了一个圆。
让人感慨的是，她至今没有去女儿的坟前看一眼。
因为女儿活在她心里，一闭眼就是十六岁模样。
也因为女儿的心愿还没有完全落成——建一所养老院或孤儿院，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人。
如今，93岁的吴胜明依旧在践行女儿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