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被捕受刑，30出头像50岁，46岁就倒在了办公桌前。叶帅说他是"党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但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头骆驼第一次差点倒下的时候，救他命的，是一条绑在船上的丝绸商贩递出去的消息。

1928年秋天，任弼时24岁，已经是中共中央委员。党中央派他去安徽巡视工作，处理省临委内部的路线纠纷。9月到了芜湖，开了几场会，传达六大精神，一切顺利。但10月15日这天，他在南陵县香油寺参加一个团的会议时，被叛徒出卖了。当地的地主武装冲进来把他抓了个正着。

敌人搜他的身，除了几张零散的钞票，什么也没搜出来。这一点救了他的命。任弼时出门从来不带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这是地下工作的铁规矩，也是他活命的本钱。敌人提审他，他张口就是一套编好的假身份：我姓胡，叫胡少甫，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来南陵是讨账的，路过香油寺看看小乔墓，这也犯法？

敌人不信，上了踩杠。他疼得直冒冷汗，但一个字没改。敌人又换了夹棍、铁链跪，他疼到昏过去，醒过来还是那句话：你们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

敌人没辙，只好把他当嫌疑犯往省城安庆押送。就在押送的船上，命运给任弼时开了一扇缝。

船上围观的人不少，押着犯人走水路在那个年代算热闹事。任弼时被绑在船上，忽然瞥见人群里一张熟面孔。他心里猛地一跳，那是他的湖南同乡彭佑亭，一个常年在江浙皖一带倒腾丝绸的小商贩。彭佑亭也认出了他，脚往前迈了半步，嘴巴刚要张开。任弼时一个眼神过去，冷冷的，不动声色地把对方定住了。

不能认。一旦认了，彭佑亭就成了"通共嫌疑"，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可能暴露。但这个人又不能白白放过，他是目前唯一一条能向外面递消息的线。任弼时脑子转得飞快。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押送的士兵不耐烦了，连声吆喝：走开走开，赤脑壳，有啥子好看。任弼时等的就是这个乱。他猛地挣扎着站起来，冲士兵大声嚷嚷：老总，莫乱讲，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

这句话是说给士兵听的，也是说给挤在人群前面的彭佑亭听的。紧接着，他又"无意间"报出了自己妻子陈琮英在上海的地址。表面上像是一个无辜商人在对着兵喊冤，实际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编好的假身份和外部联络地址，一字不漏地塞进了彭佑亭的耳朵里。

彭佑亭听懂了。他没有多停留一秒，中途下了船，转乘火车直奔上海，找到陈琮英，把任弼时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陈琮英立刻向党组织汇报。中央特科迅速行动，请律师何维道出面辩护，暗中部署营救方案。与此同时，陈琮英按照任弼时传出来的那套假口供，专程赶到长沙，假扮成纸店老板娘，等着敌人来核查。敌特果然派人到上海、长沙两头查对，结果每一条都对得上，身份、住址、店铺，丝毫不差。

而任弼时在安庆饮马塘监狱里，又熬过了几个月的暗无天日。敌人对他用了头顶窑块、膝跪铁链、老虎凳，他愣是没吐一个字。他关在"知"字号监房里，白天帮普通犯人写诉状、查法律，看上去就是个识字的小伙计，绝不跟政治犯多说半句话。暗地里，他却通过狱中的地下党骨干，悄悄建起了一套组织系统，指导整个监狱的斗争。

1929年3月，任弼时获释出狱。出狱那天，他用自己仅有的钱给狱友们买了毛巾、肥皂，还给病号买了一筒五磅重的鱼肝油。

但故事没有到这里就结束。同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工作时再次被捕。这一次更狠，租界巡捕搜不出他的身份，他趁人不注意把随身的文件全吞了。巡捕恼羞成怒，用了电刑，在他背上活活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他疼得几次昏死过去，醒过来还是那句：没有什么可供的。最后靠周恩来安排律师辩护，判了四十天徒刑，关进提篮桥，12月底减刑释放。

两次被捕，两次酷刑，两次不吐实。任弼时的身体从此彻底垮了。长征的时候他才30出头，可部队里的战士们都以为他至少50岁。他自己也清楚，经常跟身边的人说：我活不了太长了，得抓紧干活。

1945年，他和毛、刘、周、朱一起当选中央五大书记。1950年10月24日晚上，抗美援朝打响的前一天，他因为长时间研究战局突发脑溢血，27日中午去世，46岁。

叶帅在追悼会上说了一句话：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



【主要信源】
1.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
2. 百度百科"任弼时"词条（综合引用《任弼时选集》等）
3. 上海党史网《党和人民的"骆驼"任弼时》
4. 安庆热线《任弼时狱中斗争》
5. 中国新闻网《"党的骆驼"任弼时：曾两次被捕，三绰号彰显品格》，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