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万基建工程兵安置成问题，司令李人林急得焦头烂额，他迫切希望深圳能接收，在看到深圳方面有些犹豫后，他表示：别怕，我们不是白去深圳，是带了嫁妆的！
 
 
1982年初，中央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建制。49万官兵一夜之间要全部脱下军装，几十万人往哪儿安置，成了司令员李人林心里最沉的一块石头。他急得吃不下饭，每天都在琢磨出路。
 
 
那时候广东搞改革开放，到处都在破土动工。李人林觉得这是个机会，便派副参谋长徐馨来去广东联络，想把两万官兵改编成地方施工企业，整体接收过去。
 
 
没想到广东省委那边一口回绝：我们自己的施工队活儿都不够干，再塞两万人进来，吃饭的人多了，饭不够分。
 
 
徐馨来转身又跑到深圳。那时候深圳特区才成立两三年，满城都是工地，正缺干活的人。可深圳市委一开会，照样吵成一锅粥。
 
 
有人支持，说解放军作风过硬，搞建设正需要这样的队伍；反对的人也有顾虑，深圳当时不到三万人口，一下子涌进来两万军人和六千多家属，物价准得飞涨，再说挨着香港，突然来这么多穿军装的，怕引起对岸误会。
 
 
市委书记梁湘拿不定主意，找分管基建的副秘书长舒成友商量。舒成友是部队转业的老兵，在基建口干了二十多年，他给梁湘掰着指头讲了三条：深圳自己的建筑队不到三百人，技术好的早跑香港挣高薪去了，正缺成熟队伍；从外省调队伍，没钱赚人家就跑，工期没法保证；解放军纪律严，老百姓信得过。
 
 
梁湘听了这话，亲笔给李人林写了封信，让舒成友带着信上北京当面谈。
 
 
1982年7月，舒成友坐在了基建工程兵北京的会议室里。对面是李人林、政治部主任张广生、副参谋长徐馨来等人。
 
 
谈了两三天，舒成友把深圳的难处都抖落出来，说回去还要跟梁湘书记汇报。李人林笑了，他看着这个当年的老部下说：“小舒，你回去和梁湘书记说，别为难，我们带嫁妆，不能光给你们添麻烦。”
 
 
舒成友以为老首长在说客套话。可徐馨来紧跟着接过话头，高声说：基建工程兵党委决定，两万官兵和六千家属到深圳后，固定资产六千多万全部带走，另外特批流动资金一个亿，再加上五千一百六十一万元的设备。
 
 
徐馨来打了个比方，说这支部队像养了十八年的闺女，如今要出嫁，娘家人自然得送一份厚厚的嫁妆。舒成友听完愣了半天，激动得拍着桌子说：“首长，我立即回深圳汇报。”
 
 
梁湘听了舒成友带回来的消息，当场拍板接收。那些之前反对的人也都没了话说。六千多万的固定资产，五千多万的设备，外加一个亿流动资金，放在1982年，这笔“嫁妆”比深圳当年的财政收入还厚实。
 
 
1982年10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文，批准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深圳。从那以后，一百多列军列从天津、上海、唐山、沈阳、西安、郑州等十多个城市出发，昼夜不停地往深圳开，平均一天一列多。
 
 
深圳北站简陋的站台上，一时间挤满了灰军装和施工设备，连香港那边都有人嘀咕，以为有什么军事调动。
 
 
等这些工程兵到了深圳，才发现跟想象的天壤之别。荒坡野岭，杂草长得比人高。部队用山坡上的竹子搭起一排排竹棚当营房，战士们自嘲管这叫“竹叶宾馆”。
 
 
炎热的夏天，蚊虫铺天盖地，最要命的是靠近大海却喝不上淡水。老兵刘坤德后来回忆，他从广州火车站转车，看到满街红色出租车觉得洋气极了，可一拐进深圳，火车站破破烂烂，尘土飞扬，心里凉了半截。
 
 
日子苦，可没人叫苦。1983年夏天一场大火烧了二十三栋竹棚营房，烧掉七十万块的东西。
 
 
没过两个月，一场百年不遇的十二级台风又卷过来，碗口粗的树连根拔起，官兵们刚修好的竹棚连同锅碗瓢盆全被卷上了天。台风一停，这帮人拍拍身上的泥水，接着干活。
 
 
1983年9月15日，两万人在深圳戏院举行了集体转业大会。他们摘下帽徽领章，正式变成深圳市属建筑企业的职工。部队以团的建制改成公司，团长变经理，政委变书记。
 
 
302团变成市政工程公司，303团变四建，304团变五建，802团变机电安装公司，后来又用这批人组建了长城房地产、振业房地产等一批企业。深圳后来那些地标——市政府大楼、电子大厦、国贸大厦，还有深南大道、滨海大道，哪一项都离不开这两万人的汗水。
 
 
国贸大厦那“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就是这帮脱下军装的工程兵干出来的。
 
 
当年那笔资产帮这支队伍在深圳站稳了脚跟，给刚起步的特区添了最要紧的第一桶金。两万人里三分之一是党员，后来从这批人里向深圳各单位输送了四五千名干部。
 
 
他们从军人变成市民，把命运跟这座城市紧紧绑在了一起。深圳能长成今天这个样子，那笔嫁妆，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