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马寅初向毛主席建议实行计划生育，毛主席强烈反对，否决了他的建议，并提出一个令世人敬佩的观点！
1958年，马寅初研究人口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真实的历史过程要复杂得多。马寅初的完整主张，其实早在1957年就已经摆到了社会面前，而不是到了1958年才突然提出。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出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文章里，他谈的绝不只是少生几个孩子。他把人口同粮食、资金积累、工业建设、教育投入放到了一张账本上算，最后得出一个判断：人口增长需要有计划，否则经济建设取得的成果，很容易被快速增加的人口摊薄。
马寅初真正担忧的是速度。国家需要人口，需要劳动力，这一点他并不否认。他甚至明确承认人口是一种重要资源。问题在于，如果人口增加得太快，而粮食、住房、学校、工业和就业岗位没有同步增加，那么原本的“资源”，也可能给家庭和国家带来额外压力。
这也是《新人口论》容易被忽略的一层意思。马寅初既讲“控制数量”，也讲“提高质量”。在他的思路里，一个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成年后具备更好的劳动技能，比单纯追求人口数字增加更有意义。他是在用经济账，看几十年以后的中国。
有意思的是，1957年的人口政策讨论，并不是单纯排斥节育。当年有关会议上已经出现“有计划地生育”的明确思考，1955年国家层面也曾就节制生育问题作出过部署。也就是说，5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人口发展需要同经济建设相协调。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958年前后。那时国家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工厂、矿山、水利、交通和农村生产都需要人，社会上更加重视群众力量。在这种环境中，“人口多”被更多地理解为劳动者多、建设力量大，马寅初强调人口增长压力的声音，自然越来越难成为主流。
同一时期，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被提了出来：“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后面还有“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表述。这段话之所以流传多年，是因为它表达了那个年代非常鲜明的一种发展信念：国家真正能够依靠的根本力量，是亿万普通劳动群众。
放在当时看，这种认识有它非常现实的一面。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机械化程度不高，许多工程真的需要大量人工完成。从修公路、筑水库到开矿、办厂，人口意味着劳动能力。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国家，如果把人的积极性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发展潜力。
而马寅初看的时间更长。他关心的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当一代又一代孩子需要学校，需要粮食，需要工作，需要住房时，国家能不能跟得上？所以两种思考实际上盯着不同距离：一种更重眼下的建设力量，一种更担心长期的人口与资源平衡。
1958年4月，北京大学开始出现针对《新人口论》的集中批判。此后一年多，批评范围继续扩大。到了1959年底，争论进一步升级。马寅初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1959年12月还发表文章再次说明自己的立场。1960年，他离开了北京大学校长岗位。
这里还有一个经常被写错的时间点。马寅初并不是1979年才第一次谈人口控制，他是在1957年正式系统发表《新人口论》；而1979年发生的重要事情，是他的相关问题得到纠正并恢复名誉。同年9月，他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历史随后转了一个大弯。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加强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同资源、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重视。马寅初当年提出的一些问题重新进入研究视野，人们也开始更加认真地看待人口增长的长期影响。
但人口问题最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答案永远不是固定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担忧过人口快速增长；几十年以后，社会面对的又是另一套问题。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0489亿，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因此到了2026年，政策关注的重点已经更多转向降低家庭养育负担、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2026年6月，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预计全年各级财政相关安排约1100亿元。六十多年前，人们讨论怎样避免人口增长过快；今天，则需要考虑怎样让年轻家庭更愿意、更有条件养育孩子。

在我看来，这段历史最值得记住的，也并不是简单判断谁一句话说对、谁一句话说错。马寅初提醒人们看几十年后的资源和人口平衡，而当时强调六亿群众的力量，则体现了一个刚刚开始大规模建设的国家对劳动人民创造能力的重视。时隔近七十年，中国面对的人口问题已经完全换了方向，这恰好说明人口政策不能脱离时代。真正有价值的经验，是既看到“人”的力量，也算清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和家庭负担这本长期账。只有两边都看见，人口才能真正成为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