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下的最大战略失误，不是南海填岛，也不是芯片大战，而是——冷落了美国商界。”2019年，新加坡那位“中国通”外交官马凯硕，下了个狠判断。
 
马凯硕真正担心的，其实不是几家美国公司少赚了多少钱，而是中美关系中原先存在的一层缓冲逐渐变薄了。这个判断后来被写进他2020年出版的《Has China Won？》，他的观察来自一个很现实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初，每当华盛顿准备收紧对华政策时，美国跨国企业往往会出来踩刹车。
 
理由并不复杂，中国市场关系到订单、利润、供应链以及企业未来十几年的增长空间。波音、通用汽车等企业在中国拥有庞大利益，自然不愿看到两国关系一路向下。
 
这件事放到2026年看，意味反而更清楚了。美国企业并没有集体离开中国。2026年1月16日，中国美国商会公布的年度调查覆盖368家企业，52%的受访企业仍把中国列入全球前三大投资目的地，57%准备扩大在华投资，超过七成没有考虑把生产或采购迁出中国。
 
 
与此同时，52%的企业报告2025年实现盈利或较高盈利。到了2026年9月10日，上海美国商会最新调查给出的信号更加微妙。
 
78%的受访企业称中国业务实现盈利，为2019年以来较高水平，58%的企业看好未来五年的中国业务。
 
不过，准备在2026年增加投资的企业只有31%。企业没有急着走，却也比从前更谨慎，每投一笔钱，都要把关税、出口管制、供应链安全和两国政策变化一起算进去。这才是马凯硕那个判断最值得琢磨的地方，美国商界还在中国赚钱，却已经很难像二三十年前那样影响华盛顿。
 
企业可以计算利润，政治部门考虑的却越来越多是产业安全、技术竞争和地缘战略。2026年9月，美国政府围绕福特与宁德时代、吉利等中国企业的合作再次公开施压。
 
福特认为利用中国技术有助于提高竞争力，而美国国内一些政治力量则把类似合作放进国家安全框架中审视。商业账与政治账，已经不是一张表了。
 
 
因此，中国面对美国商界，真正需要做的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几个跨国公司老板身上，也不是认为外国资本无关紧要，而是把自己的市场、产业链和开放制度变成一种长期吸引力。
 
近几年的政策路径其实已经越来越明确。202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把限制措施从31条压减到29条，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部取消。
 
2026年6月16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便利跨境投资、吸引外资研发中心、保障外资企业公平参与等方面推出15条措施。
 
方向很清楚，中国继续开放市场，但开放不是用产业安全换投资，而是在自身能力增强以后，让更多全球企业愿意长期留下。这里面有一笔账尤其不能算错。
 
外国企业愿意留在中国，根本原因不会是什么感情，它们看的是完整的制造体系、庞大的消费市场、高效率基础设施、成熟供应商网络以及越来越强的创新能力。
 
 
企业只要还能在中国创造利润，就会希望中美经贸关系保持基本稳定，这种利益联系本身就有价值。可国家的发展也不能押在这些企业是否愿意替中国讲话上。
 
过去几年美国不断强化高端芯片、先进设备和部分关键技术限制，已经把一个道理摆得很清楚，外部合作当然需要，关键能力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开放与自主并不是两条相互排斥的路，一头连接全球市场，一头筑牢自己的产业基础，反而更符合一个制造业大国的现实需要。所以，马凯硕当年的提醒，到2026年依然值得读。
 
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让美国商界成为中国的“自己人”，这种想法本身就不现实。更有价值的做法，是让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发现，与中国合作符合自身利益，让它们在华盛顿讨论关税、脱钩和技术限制时，至少还会算一算失去中国市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