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日，第81师师长葛开祥得知第68军军长刘汝珍的家属已经坐飞机去了 台湾 ，对刘汝珍的说：“军座，你真有钱啊！能用金条包飞机送家眷去台湾，我们这些人的家眷只能跳海了！”
第68军不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而是长期带有旧西北军色彩的一支部队。1946年整编后，它改称整编第68师，刘汝珍任师长，下辖整编第81、第119、第143旅；1948年又恢复第68军番号。这样的历史出身很重要，因为国民党军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派系、人事、补给、信任，长期都影响着部队的选择。
第81师更特殊。它并不是刘汝珍一手带出来的嫡系，历史上与韩复榘旧部关系很深，后来才编入第68军。这种部队平时还能靠军令维持上下关系，一旦战局稳定性消失，官兵首先考虑的往往不再是谁的命令更硬，而是谁能带他们活着走出困局。1949年春天，这种心理已经越来越明显。
真正压垮第68军的，不是哪一次内部争吵，而是人民解放军渡江后的推进速度。4月下旬开始，二野部队沿赣东北方向持续追击。4月29日以后，上饶、万年、乐平一线接连发生战斗，国民党军防线迅速松动。到5月2日，二野第13军第38师已经进入弋阳地区，并在当地继续歼击第68军部队。
这时的刘汝珍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无解的局面。北面回不去，原有防线守不住，向南只能继续往福建方向撤，而追兵就在后面。第119师、第143师已经大伤元气，第81师如果继续承担撤退掩护任务，很可能成为下一支被打散的部队。对葛开祥这些中高级军官来说，问题已经从“忠不忠于军长”变成“还有没有必要陪着一起跑”。
偏偏就在这种时候，部队里又传出了刘汝珍家眷已经乘飞机前往台湾地区的消息。人民网刊载的王志远生平资料明确记载，第8兵团传来这一消息后，王志远和参谋长杜允中判断，再等刘汝珍主动转变已经不现实，于是开始自己组织行动。这里真正刺痛军心的，不是飞机本身，而是上下层命运突然变得极不对称。
高级将领的家人已经有了退路，普通士兵却还背着枪沿公路往南走，这样的场面在败军中最危险。军队能够承受伤亡，也能够承受撤退，却很难长期承受一种感觉：上面的人已经替自己准备好了后路，下面的人却还被要求继续冒险。命令一旦失去这种最基本的信任支撑，再严厉也会迅速打折扣。
到了5月2日，事情已经不再停留在私下抱怨。公开党史资料记载，刘汝珍、王志远、杜允中同车前往弋阳，路过第81师驻地时，葛开祥直接劝刘汝珍不要再向南撤。王志远则趁机与副师长刘青浦交流，摸清第81师官兵态度，并约定第二天到弋阳采取行动。这个细节说明，第81师的转向其实已有相当组织基础。
后来的民间叙述把这次见面写得更加生动，其中就有“金条包飞机”和赠送香烟的桥段，而且时间放在5月2日下午。这样的细节很有传播力，但史料使用要分层次：能确认的是家眷赴台、葛开祥劝阻南逃以及随后准备行动；至于具体用了什么措辞，目前还缺少同等级权威档案相互印证。
5月3日早晨，弋阳成了第68军命运的分水岭。王志远、杜允中、葛开祥、刘青浦等人会合，意见已经很清楚：不再跟着军长继续撤。葛开祥被推出来向刘汝珍摊牌，他提出第81师不走了，并劝刘汝珍一同转向。刘汝珍没有接受，见自己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便带少数人员继续南逃。
这个场景很值得琢磨。一个军长仍然拥有正式职务，却已经调不动自己手下最完整的一个师；一个师长原本只是下级，却能够代表几千名官兵决定停止执行撤退命令。这不是普通的抗命，而是军事体系从内部失效。一个组织真正开始瓦解时，最先消失的往往不是武器，而是命令与服从之间的那根线。
随后，信江南岸出现了十多面白底红星旗。根据人民网资料，第68军军直机关、第81师及其他部队共7196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接受投诚的是二野第四兵团第13军。周希汉当天赶到弋阳。这组数字和时间均有较为明确的公开史料依据，也是整个事件中最扎实的事实节点。
但弋阳并不是一个干净利落的“全军一起放下武器”。中国军网的地方战史材料记载，5月3日弋阳解放后，解放军继续追击第68军残部，5日还在漆工镇歼击其两个团，并记有7000余人放下武器投诚。不同资料对具体过程和个别职务表述存在差异，恰恰说明这几天是一个连续崩解、追击和收拢的过程。
更有意思的是，第68军并没有因为弋阳一幕就彻底从地图上消失。第119师、第143师残部继续往福建退，随后又补建第81师番号。到了1949年9月，残余力量又在漳厦战役中遭到人民解放军打击。也就是说，刘汝珍坚持往南走，保住的是一个暂时还存在的番号，却没有保住这支部队的战略前途。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81师的选择不能简单理解成“怕死”。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具体的军事现实：长江防线已破，赣东北交通线正在被切断，友邻部队不断被歼，继续向福建转移只能把部队拖入下一轮追击。军人可以接受战斗，却不会无限接受毫无目的的逃跑，这两者在军事史上从来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