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20总师，杨伟说：“2001年，我当枭龙总师，飞机干了很长时间，一直不顺利，巴基斯坦问，你能给我搞出来么？搞出来啥样？能不能打仗？出故障怎么办？人家不相信你。”
2011年1月11日，试飞员李刚成功驾驭我国自主研发的歼-20隐形战斗机完成首次试飞，飞行持续18分钟，象征着我国航空工业迈上新的台阶。五年后，歼-20在珠海航展上首次公开亮相，震撼全球。这一成就背后，是总设计师杨伟的智慧与付出。他15岁便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成为“中国航空专业史上最牛班”——5381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与运-20总师唐长红、歼-15常务副总师赵霞等人同窗。 1978年，15岁的杨伟刚刚初中毕业，凭着在毕业考试中599分的成绩破格参加高考。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信心满满地填报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虽然最终与两校录取线“差一两分”，但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的招生老师慧眼识才，决定录取他。然而，杨伟因色弱并不符合飞机系的录取标准。这一问题被时任飞机系系主任的罗时钧解决了，他坚定地表示：“不能开飞机可以造飞机嘛！”罗时钧不仅是著名空气动力学家，也是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正是他的果断决定，让杨伟踏上了中国航空工业的重要舞台。 进入大学后，杨伟凭借卓越的才华和勤奋脱颖而出。他所在的5381班因云集多位日后中国航空工业的顶尖人物而声名远播。杨伟从空气动力学专业起步，逐步成长为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的总设计师。在推动歼-20研制的过程中，他始终将国家需求放在首位。2022年，他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表示，“技术发展到哪了，我们都了解；军迷期待什么，我们也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歼-20总师杨伟在2023年的一次讲话中，回忆起2001年担任枭龙项目总师时所面临的重重困难。那时的枭龙飞机研制进展并不顺利，交付时间一再推迟。作为项目负责人，杨伟感到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巴基斯坦方面对枭龙飞机的研制进度十分关注。他们迫切希望尽快装备这款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以提升空军实力。但种种延宕让巴方对枭龙项目的前景产生了疑虑。杨伟回忆说，当时巴基斯坦频频询问:＂你们能按时完成研制任务吗？这飞机最后能达到什么性能指标？是否真的具备实战能力？万一出现故障怎么办？＂面对盟友的质疑，作为总师的杨伟深感压力山大。 2001年的一天，杨伟与时任巴基斯坦空军司令的一位将军进行了一次长谈。杨伟向这位将军详细汇报了枭龙研制的进展情况，并就巴方关心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杨伟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真诚的态度，最终打消了巴方将军的顾虑。两个小时的深入交流，让双方充分增进了理解与信任。杨伟至今仍记得，谈话结束时，巴基斯坦将军拍着他的肩膀说:＂有你这样的总师领衔，我对枭龙充满信心！中国的航空工业果然名不虚传。＂这次长谈成为枭龙项目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研制工作进展顺利，中巴合作也更加紧密。 枭龙飞机交付巴基斯坦后，很快就赢得了当地空军的高度赞誉。飞行员们对这款国产战机的优异性能赞不绝口，他们认为枭龙完全满足了巴基斯坦的防务需求。
1911年墨西哥革命中，首次有人用飞机参与战斗，飞行员埃文兰伯驾驶“寇蒂斯”式飞机与敌军侦察机用手枪互射。这一尝试为现代空战揭开了序幕。随着1915年罗兰·加洛斯首次在空战中击落敌机，战斗机逐渐成为各国航空力量的核心装备，并在技术进步中不断发展。第一代战斗机的出现标志着空战技术的初步成型，以后的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推动航空工业的变革。 1998年，中国自主研发的歼-10战斗机成功首飞，这是我国航空工业的里程碑。其飞控系统由杨伟团队设计，试飞员称赞其“飞行品质均为一级”，这一成就展示了我国在数字式电传飞控技术上的世界领先地位。歼-10的研发经验也为后续机型的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歼-20的研制则将中国航空工业推向新的高度。从2008年开始设计到2017年服役，歼-20仅用了九年时间便完成了从构想到实际装备的转变。其隐身性、超视距感知能力和机动性已超过许多国际先进机型，极大提升了我国空军的作战能力。 杨伟将歼-20的开发视为一次技术整合与突破的实践。在他看来，歼-20的研发从一开始就注重技术的前瞻性和通用性。例如，在FC-1和歼-10B上测试的DSI进气道技术、AESA雷达和其他关键系统，不仅为歼-20的开发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还反哺其他战斗机型号的升级。这种资源共享和分工协作模式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特点，使得整体研发效率大幅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航空企业的国有属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厂商的技术和数据资源共享，不仅降低了重复投入的风险，还确保了研发成果的国家化利用。以歼-8为例，其改装用于PD雷达测试，为歼-10和歼-8F的改进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同时延长了自身的服役寿命。 杨伟在担任歼-20总设计师的同时，也引领了整个“20时代”的到来，包括运-20、直-20以及其他战斗机和无人机的改进。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