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写《法言》，句子学得跟《论语》一个模子——“或问：‘圣人存乎？’曰：‘存。’

扬雄写《法言》，句子学得跟《论语》一个模子——“或问：‘圣人存乎？’曰：‘存。’”读着像孔子弟子记的话，可两千年来，没几个人把它当《论语》那样捧着，倒有人说他“东施效颦”。这模仿到底是栽了跟头，还是藏着别的心思？ 那会儿谶纬之说正盛行，儒生们拿着“预言书”糊弄皇帝，把儒学搞得神神叨叨。扬雄看不惯，偏要学《论语》的样子，用问答体讲道理，说“神怪之事，吾不知也”，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全踢出去。他不是想当第二个孔子，是想给跑偏的儒学拽回点正经路数。 《论语》里有“子曰”，《法言》里就有“扬子曰”；《论语》谈仁论礼，《法言》就辨真斥伪。看着是模仿，其实是借个壳子说自己的话。就像有人用旧瓶子装新酒，瓶子看着眼熟，酒味儿却不一样——《论语》是春秋的醇厚，《法言》是西汉的清冽，带着对当时乱象的一股子较真劲儿。 说他“失败”，无非是没《论语》名气大。可扬雄本来就没想着超越谁。他写《法言》，更像对着混乱的世道喊一嗓子：“儒学不该是这副样子！”比起那些跟着谶纬起哄的人，他敢拿《论语》当标杆，用模仿的方式守着儒学的根本，这股子轴劲儿就比“成功失败”更值钱。 后来人觉得《法言》生硬，可生硬是因为他没绕弯子。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家常话里藏着道理；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是直愣愣地戳破虚伪。时代不一样了，春秋的温润到了西汉，或许就得用点硬气的调子才能让人听进去。 说到底，模仿未必是坏事。扬雄学《论语》，不是抄作业，是借古人的口气说当下的理。《法言》没火起来，不代表它没价值——至少在谶纬满天飞的时候，有人敢站出来说“儒学该讲实在的”，这就够了。比起那些为了出名瞎创新的，他这“模仿”里的坚守，反倒更见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