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钱学森受邀给解放军高级将领讲课，提出：“我国应该组建火箭军！”周总理听后，却提出反对意见：名字太张扬，要改！ 1956年，北京的一个课堂里，黑板擦得雪亮。 钱学森站在讲台前，下面一排排坐着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讲到导弹那一段，他把粉笔往黑板上一敲，说得挺直白：中国不能总停在大炮时代，要有自己的火箭部队。 这话从一个懂行的科学家嘴里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了。 那几年，新中国刚起步，外面封锁得紧，家底也薄，可大家认准了方向，宁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那几块硬骨头啃下来。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成果一件件摆到了台面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的大漠上炸开，蘑菇云顶在天边；氢弹理论研制继续往前推，自主研制的“东风二号”多次发射试验成功，弹道轨迹在天空里画出一条稳稳的弧线。 部队的样子跟着变了。 最初那一两个地地导弹营，很快壮成了五个地地导弹团，导弹基地的发射阵地、坑道、道路、通信线路，在荒滩上慢慢长出来。 导弹已经不再只是设计院里的图纸，而是实打实装在车上、立在发射架上的战斗力，这个时候，谁来管、怎么管，就成了摆在总参谋部案头的难题。 一九六四年前后，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带着人马，在西北和内地几块预定区域之间来回跑，勘测导弹基地和阵地。 炮兵司令员吴克华跟着看多了，心里就有了数，提起意见毫不拐弯：导弹和加农炮、榴弹炮、火箭炮不是一回事，训练方式、作战样式差得远，挂在一个牌子下面，时间久了要出麻烦。总参整理意见，上报中央军委，建议成立专门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把已经成型的几个导弹团统起来。 一九六六年春天，这个设想往前推了一步。 张爱萍指导炮兵，把成立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方案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看材料的时候，心里想的可不止是一张组织机构图。 困难时期，导弹部队闹过缺粮，消息报上来，他协调几家单位，硬是给这支新部队腾出了口粮。 导弹学院刚办起来时，既缺老师又缺技术骨干，他又亲自张罗，从各条战线“拔青苗”，把一批年轻人推到导弹专业里去。 导弹试验和部队建设的汇报开到关键处，周总理提了十六个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说起来平常，落到导弹兵头上就成了规矩。 后来，无论是训练大厅，还是发射阵地旁的指挥车里，这十六个字总要被挂在显眼的位置，一代代官兵抬头就能看见。 名字怎么取，事情又绕回张爱萍那张提案上。 按他的心思，既然这是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叫“中国战略火箭军”，气势足，也贴近实际，“第二炮兵”这个说法更像是备着的。报告送到周总理案头，他拿着那份绝密文件反复琢磨。 对内，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支压箱底的力量，对外，又不适合把刀锋亮得太早，他给出的意见很干脆：“还是叫第二炮兵吧。”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拍板：撤销公安军，以原公安军领导机关为基础，同炮兵系统中分管地地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在一起，组建新的地地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总参谋部通知相关单位：从这一天起，停止使用“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的名称，正式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番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毛主席签署命令，向守志出任第二炮兵司令员，原公安军第二政委李天焕担任第二炮兵政委，新部队的主心骨算是定下来了。 就在番号启用前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西北戈壁上的发射场迎来了一次实弹发射。两个导弹团，各自承担起一枚“东风二号”的发射任务。 戈壁上风沙刮得人睁不开眼，发射架静静地立在远处。周恩来赶到现场，站在观察点，看着火光腾起，两枚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冲向高空，按预定弹道飞向目标。 发射成功，掌声在戈壁滩上炸开。 周总理同发射官兵逐个握手，第二天又到导弹团去看望大家，和一线官兵拍了合影。对这支刚刚起步的新兵种来说，这样的场景，很难不记在心里：国家总理不是在远处发指示，而是亲自顶着风沙跑到阵地边上来“站台”。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第二炮兵启用番号，那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对不少导弹兵来说，这种重叠像是一种提醒：这支部队从生下来起，就跟党中央、中央军委绑在一起。五十八年的建设和发展中，遇到的难关一个接一个，能顶住的底气，一半来自科技工作者打下的硬基础，一半来自当年定下来的那股劲头，该保密的时候就悄无声息，该亮剑的时候就一击必中。 从钱学森在课堂上那几句掷地有声，到张爱萍、吴克华在戈壁滩上选点，到周恩来在案头改下“第二炮兵”这四个字，中国的火箭军，是被人抬着、扛着，从图纸上送进现实的。 名字看着低调，骨子里的锋利，早就刻在一串发射时间和坐标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