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儿上午，我爸手机响了，没多想就接了。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小伙，直接叫我爸名字，问是不是本人，我爸回了句“是”。 电话里静了几秒，然后那小伙说：“叔，我这儿是东城派出所。您认识李建军不？”我爸一愣，李建军是他三十多年前在厂里的徒弟，后来下岗各奔东西，早没联系了。警察说李建军昨晚脑溢血，送医院抢救，现在人醒了，但身边没亲人，翻手机只找到我爸这个二十年前的旧号码。 我爸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发呆。烟点了又灭，灭了又点。我妈问他出啥事了，他闷声说：“得去趟医院。” 医院里消毒水味儿呛人。李建军躺在三人间的靠窗床位，头发全白了，脸瘦得脱了形。看见我爸，他眼睛亮了一下，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我爸走过去，他颤巍巍从枕头底下摸出个旧钱包，塞我爸手里。打开一看，里头有张泛黄的照片，是当年厂里篮球队的合影，一群小伙子勾肩搭背地笑。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小字：欠王师傅二百块，买烟。 我爸鼻子一酸。那还是九八年的事，有天下班李建军红着脸找他借钱，说媳妇儿病了急着买药。后来厂子改制，人突然就散了，这钱再没提过。 “早还了，”李建军忽然出声，嗓子像破风箱，“零六年，我托人捎到你家，你搬了。” 我爸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他握着那张照片，半天才说：“你还记着。” “都记着，”李建军闭上眼睛，“师傅，我没人可找了。” 我爸在医院陪了他三天。李建军的儿子在广州，电话打通了，说抢到票就回来，但疫情反复，票难买。我爸每天给他擦身子、喂粥，有时两人也不说话，就听着窗外麻雀叫。第四天下午，李建军精神忽然好了些，跟我爸说想喝豆汁儿。我爸跑了两条街买回来，他却只抿了一口。 傍晚时他睡着了，再没醒过来。护士整理遗物时，从枕头芯里摸出个存折，里头有三万块钱，密码写在夹层纸条上，是我爸生日。 他儿子赶回来那天，我爸把存折和那张照片一起交了。年轻人哭得站不住，非要塞给我爸一个厚信封。我爸没要，只说：“你爸最后几天，挺踏实。” 回家路上，我爸去菜市场买了条活鱼。晚上我妈炖了汤，热气腾腾的。他喝了两口，忽然说：“那年他借钱，其实是给闺女交学费。怕我嫌多，只说买烟。”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浅浅的一弯。我爸把汤喝完，碗搁在桌上，轻轻的一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