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上海弄堂，地下党涂作潮正与邻居打牌。牌局正酣，邻居突然凑近耳语："老哥，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共产党？" 涂作潮面上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笑了一声，反问对方："我哪点像共产党？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 邻居放下牌，说涂作潮年纪不小了，有钱有店，却不娶老婆，还老打听时事，太不寻常。 这不是涂作潮第一次站在危险边缘。 七年前，1930年12月，上海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一栋楼里，中共中央特科的无线电训练班遭到破坏。那天下午，涂作潮提着一个油漆桶，穿着破棉袍，按约定时间前来授课，门一敲，没人应。 他抬头一看，法国巡捕已经守在门口。 一瞬间，他明白出事了。情急之下，涂作潮对着巡捕大喊"Dollars！Dollars！"，佯装成前来讨欠款的油漆工，被巡捕一脚踹走，就这么从敌人眼皮底下溜了出去。 那次事件中，张沈川、方仲如等20名学员和教职人员被捕，没有一个人开口，无一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而涂作潮、李强、伍云甫等人因不在场幸免于难，留下了中共无线电事业的火种。 涂作潮原名不叫这个，他是湖南人，早年在上海学修船，后来被组织安排赴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1930年回国后，涂作潮进入特科，开始参与中共早期无线电通信网络的建设工作。 代号"木匠"，是因为他做电台就像老木匠做家具，稳、准、实在。 1936年夏，周恩来两次亲自署名发电，要上海地下党找到"涂木匠"，立刻送他去陕北。当时中央红军已完成长征，急需可靠的技术人员支撑通信。 涂作潮辗转抵达西安后，化名蒋贵庭，悄悄住进东大街的西京饭店，与刘鼎接上了联系。 接下来他做的事，后来被载入了史册。涂作潮亲手组装了三部电台：一部5瓦哈特莱电台，一部用干电池驱动的5瓦小型电台，还有一部功率达100瓦的大型电台。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正是通过涂作潮装备的电台，经洛川转发给了延安。 那部百瓦大台后来还被当作广播电台使用，向外界播出了中国共产党处理此事的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涂作潮撤到云阳，见到了叶剑英。1936年12月31日，李克农找涂作潮谈话，告知他返回上海继续潜伏，并将他移交给了潘汉年。 回到上海后，涂作潮继续以修收音机为生，同时承担着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任务。1939年，涂作潮在威海卫路338号以"福声无线电公司"为掩护，开始带徒弟李白。 涂作潮将发报机功率从100瓦降到10瓦，隐蔽性大幅提高。 更关键的一步，是涂作潮对一台普通收音机进行了内部改造，在不改变外观的前提下，让这台机器可以在发报状态和收音状态之间迅速切换，外人看来，完全就是一台普通的家用收音机。 1942年9月，李白的电台被日军侦测到。日本人砸门进屋时，李白在三楼听到动静，来得及将收报机的关键部件拆下抛出窗外，被捕时手边只剩那台外表普通的收音机，而且机器还是热的。 日本专家反复检测后，得出结论：这台机器只能收音、不具备收报功能。李白因此在经历八个月审讯后被保释，得以继续为党工作。 这条命，是涂作潮那个改造方案救下来的。 1937年涂作潮应付了邻居的追问，当晚就通过秘密渠道向上级汇报了情况。组织随即派一名纺织厂女工带着一个小女孩出现在涂作潮的店里，对外称是他失散多年的妻女。 一家三口就这样"团聚"了，买菜、做饭、接孩子，过得像模像样。那位多疑的邻居见状，再没起过疑心。 涂作潮就这样在上海一呆又是数年。他在亭子间里修收音机，也在亭子间里改造电台、训练学员，把一条条红色电波送出去。 1942年奉命撤离上海前，涂作潮才告诉妻子张小梅自己的真实姓名，以及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叮嘱张小梅："如果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去找党，他们会管你们母子的饭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