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子去世后，其两位姐姐通过公证分了他的部分遗产。可男子二姐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男子留下的一封自书遗嘱，内容是将遗产全部交由这位外甥继承。

外甥立即联系了大姨表示接受这份遗赠，但大姨却不同意，认为遗嘱写的是"大外孙"，而不是"外甥"，而且姓名和时间也不对，所以这份遗嘱无效。外甥见协商无果，便将大姨告上了法院。

2022年5月19日，张先生因病在上海奉贤离世，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女，父母也早已过世，两个姐姐张大姐和张二姐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中第二顺位继承的规则，去公证处办完了继承公证，把部分遗产分了。

谁也没料到，八九个月后，张二姐的儿子李炯在收拾舅舅遗物时，翻出一张手写的纸，字迹是舅舅的，内容写着把房子、银行存款、股票、邮票全数留给"大外孙李烔"，落款却是"二0二年四月五日"。

李炯拿着这张纸鼻子一酸。舅舅生前身体不好，几次进出医院都是自己跑前跑后陪着，那份亲情舅舅心里记着。他隔了两天就通过母亲把这事转告了大姨，表示愿意接受这份遗赠。

大姨看完却直摇头：写的是"外孙"不是"外甥"，名字里那个"烔"多了一横，落款年份缺了一位数，怎么看都像张废纸。至于是不是废纸，故事的答案还得往下看。

跟张先生这起自书遗嘱的争议放在一块儿看，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年判过的一起打印遗嘱案很值得拿出来说。

朝阳区居民王老先生2019年11月过世，生前留了一份东西给小儿子王小军，内容是把朝阳某小区的两居室房产给他。

这份遗嘱不是王老先生本人写的，是他口述、邻居张阿姨在电脑上打好后拿来签名按手印，落款日期是2018年6月15日。大女儿王小梅不认，理由是不是父亲亲笔、也没见证人在场。

案子到了法院，法官援引《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指出打印遗嘱必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还得在每页上都签名并注明年月日。

这份文件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见证人，形式要件缺得太多，最后被判无效，房子按法定继承由兄妹俩各分一半。

主审法官在采访里补了一句话，说自书遗嘱的错别字可以通过笔迹和其他证据补强，打印遗嘱的形式门槛却是硬杠杠，动不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张先生那张有错别字的手写纸能有翻盘的余地。

顺着"遗嘱到底怎么才算数"这条线往回看，还有一个更早的判例得提。2001年四川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一审、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黄永彬遗赠案，被法学界称作"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

黄永彬和妻子蒋伦芳1963年结婚，1994年起黄永彬与张学英同居。2001年4月，黄永彬因肝癌病重，跑到纳溪区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把住房补贴金、公积金、租赁房屋售价款的一半以及一台手机赠给张学英。

同年4月22日黄永彬去世，张学英拿着公证书上门索要，蒋伦芳不给，官司就此打到法院。审理时，法院援引《民法通则》第七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认为遗嘱内容违背公序良俗，最终驳回张学英的诉请，二审维持。

到2021年《民法典》施行后，第八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把这条规则正式写进了法律里。张先生把家当留给一路陪他看病的大外甥，本身就贴着亲情伦理，法院愿意在瑕疵上做善意解释，跟这条底层规则也是接得上的。

真正贴着张先生处境的，还有2020年经媒体报导的上海马老先生一案。马老先生独子早年因意外过世，妻子后来也因病离世，一个人住在小区里，常年在门口水果摊买水果，跟安徽来沪的摊主小游一家慢慢熟了。

2017年前后马老先生突发脑梗，是小游一家把他从医院接回来照料。2019年，马老先生在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办了两份东西，一份是意定监护协议，指定小游为意定监护人；

一份是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小游承担生养死葬义务，名下价值约三百万的房产在他身故后归小游所有。

依据的是《民法典》第三十三条的意定监护和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的遗赠扶养协议。2020年部分亲属提出质疑，公证处拿出谈话笔录、体检报告和多次录相资料，证明老人办协议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

马老先生走的是公证加协议的稳妥路子，张先生留下的却是一张有错字、有涂改、连年份都写缺一位的手写纸。李炯手里到底能不能翻盘、大姨那份公证过的分割又该怎么退，还得看法院怎么下判。

信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