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在《回顾长征》里写下过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8.6万人。
 
 
按照计划，队伍要走到湘西去，跟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走了不到两个月，到湘江边上的时候，蒋介石调了26个师将近30万人，沿江摆开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一战打下来，8.6万人变成了3万多人。
 
 
重武器丢了，印刷机沉了，兵工机械没了。
 
 
三万人过了江，站在对岸，身上淌着血，没人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
 
 
当时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里。
 
 
毛主席那时候对很多重大战略问题没有发言权。
 
 
但他心里清楚，再往湘西走是死路。
 
 
蒋介石早就在城步、遂宁一带布下了天罗地网，兵力是红军的五六倍。
 
 
毛主席那段时间身体不好，得了疟疾，大部分时间躺在担架上。
 
 
张闻天身体也不行，也坐担架。
 
 
两个人担架挨着走，就有了推心置腹说话的机会。
 
 
毛主席跟张闻天说，红军的失败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不跳出这个作战方针，红军摆脱不了困境。
 
 
张闻天越听越认同。
 
 
除了张闻天，毛主席还找了王稼祥。
 
 
王稼祥是博古在苏联的同学，之前也是王明路线的支持者。
 
 
但在宁都会议上，当"左"倾领导者要排挤毛主席的时候，王稼祥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
 
 
长征出发的时候，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受了重伤，肚子里还带着弹片，也躺在担架上。
 
 
有时候他的担架跟毛主席的担架并排走，两个人就开始聊。
 
 
毛主席说，不从实际出发跟敌人死打硬拼，红军已经吃了大亏。
 
 
他提出一个想法：贵州那边敌人兵力不多，也没什么堡垒工事，能不能改个方向，不去湘西了，折向贵州走？蒋介石那个口袋阵不就废了吗？王稼祥听完，当场表示赞同。
 
 
他说他去找其他同志征求意见，争取在通道县开个会，把进军方向定下来。
 
 
就这样，张闻天、王稼祥这两个中央有分量的人物，先后被毛主席说服了。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做了周恩来和朱德的工作，两个人都赞成他的看法。
 
 
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城边的恭城书院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因为时间紧、情况急，这个会议后来被人叫作"飞行会议"。
 
 
参加会议的一共七个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主席、王稼祥、朱德，还有李德。
 
 
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指着地图说，必须北上，这是早就定好的方针，不能改。
 
 
李德坐在旁边，用手敲着桌子，用生硬的中文吼了一句："不许湘西，就是失败主义。"
 
 
毛主席猛地站起身，手往地图上的湘西位置狠狠一指。他说蒋介石已经在那一带布置了天罗地网，北上就是往口袋里钻。
 
 
他接着说，红军现在没有本钱再去硬拼了，活下来才是头等大事。
 
 
他的手从湘西移到了地图的西边——贵州。贵州兵力薄弱，那边的国民党兵大多是"双枪兵"，一支烟枪加一支步枪，没什么战斗力。西进是唯一的出路，打进去就有生存空间。
 
 
李德后来在《中国纪事》里写过当时的情形，他说毛主席坚持要继续向西进入贵州内地。
 
 
这一次，毛主席不仅得到了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周恩来态度很关键，因为他是"三人团"成员之一。
 
 
会议最后通过了毛主席的主张。
 
 
当晚7点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一封电报，上面标着四个字："万万火急。"电报命令部队第二天继续西进。这就是历史上说的"通道转兵"。
 
 
它改变的只是一个行军方向，但这个方向改变之后，红军没有钻进蒋介石的口袋里。
 
 
通道会议之后没几天，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了个会，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前往湘西的计划，改向黔北进发。
 
 
再往后是猴场会议，然后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次会议后来被人叫作"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通道会议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战略方针上的分歧，但它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了李德的主张。
 
 
那个冬天的晚上，一个在书院里召开的紧急会议，一个从长凳子站起身指着地图说话的人，改变了3万多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