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溘然长逝，最悲痛的当属相濡以沫70载的妻子劳安，在朱老最低谷时不离不弃，没有划清界限，将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华，悉数奉献给了这段美满幸福的婚姻，为朱老诞下一子一女，皆培育成材，为国效力。
1956年，两人低调成婚。劳安是朱镕基中学挚友劳特夫的妹妹，后来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成了他的师妹。才子佳人，门当户对，按说该是一段顺遂的人生。但命运偏偏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婚后不久，朱镕基被错划为右派。
注意这个时间节点—新婚燕尔，丈夫被打入“另册”，前途尽毁，身败名裂。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意味着社会性死亡，意味着你走在街上都会被人指指点点。换作旁人，恐怕早就划清界限、自保为上。那个年代，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事情还少吗
但劳安没有。
她坚信朱镕基没有错，没有与他“划清界线”。不仅没有划清界限，她还在清华读书期间，一边完成学业，一边抚育子女。女儿朱燕来是在校医院生的，儿子朱云来出生时，劳安正挺着大肚子准备毕业论文答辩。一个孕妇，一个右派的妻子，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咬着牙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把学业完成，把家撑住。
这不是一般的坚强。这是拿命在扛。
后来局势更艰难，朱镕基被解除职务，送往基层干校改造。有人逼迫劳安与丈夫划清界限，否则就连坐处理。划清界限，你安全；不划，你跟着倒霉。
多简单的选择题？但在劳安那里，这从来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她顶住压力，坚决不向那些人妥协，“不论丈夫走到哪里，她紧紧跟随着，就算是死也要和丈夫同葬一处”。
你听听这句话—“就算是死也要和丈夫同葬一处”。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这是一个女人在最绝望的时刻说出的最朴素的话。没有什么“伟大的爱情”之类的漂亮修辞，就是一个“认”字—认定了这个人，认定了这段婚姻，认定了这份情义，天塌下来也认了。
之所以要强调这个细节，是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认”已经成了稀缺品。
你看看现在—相亲先问房和车，结婚先谈彩礼钱，离婚先算财产怎么分。婚姻成了一场精明的交易，感情成了可以量化的筹码。稍有风吹草动，立刻止损出局，美其名曰“及时止损”。
我们活在一个效率至上的时代，连感情都要讲投入产出比。谁还愿意在一段看不到希望的婚姻里死扛？谁还愿意为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赌上自己的前途.
劳安偏偏就赌了。
但我说的“赌赢”，绝不是因为朱镕基后来东山再起、官至总理。如果朱镕基一辈子没翻过身来呢？如果他在那个年代没能熬过来呢？劳安的选择，难道就不值得被铭记吗？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劳安的伟大，从来不在于她丈夫后来当了多大的官，而在于她在丈夫最不值钱的时候，给了他最值钱的信任。
你看今天的人怎么夸这段婚姻？“朱镕基后来当了总理”“劳安成了总理夫人”“儿女都很有出息”—全是结果导向的赞美。仿佛因为结局圆满，所以当初的坚守才有了意义。
她当年选择不离不弃的时候，可不知道朱镕基日后会平反、会主政上海、会当上总理。她面对的是一个被划为右派的丈夫，一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未来。在那个时刻做出的选择，才是真正检验一个人品质的试金石。
一个在外面雷厉风行、铁面无私的政治家，回到家里会笑着说妻子“可爱”—这份松弛感和信任感，不是凭空来的。那是70年风风雨雨磨出来的默契，是经历过生死考验之后才有的坦然。
如今斯人已逝，98岁的高龄，算是喜丧。但我想，最难受的应该是劳安。70年的陪伴，从青丝到白发，从苦难到辉煌，从低谷到巅峰，这个人说走就走了。剩下的日子，那个一起唱戏、一起散步、一起回忆往昔的人，不在了。
朱镕基这辈子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功过自有历史评说。但在他身后，有一个女人用整整70年的光阴，为他守住了一个家，为他养大了一双儿女，为他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点亮了一盏灯。
这才是这段婚姻最珍贵的地方—不是结局有多圆满，而是过程有多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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