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任水利部长傅作义，一年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外头跑工地。跟他搭班子的副部长李葆华，是李大钊的儿子，也是水利部党组书记，日常部里的事基本是李葆华在主持。
有一回两人一块去淮河视察，三十里路车过不去，傅作义就和大家一起走路，只雇了三头毛驴驮行李。三门峡工地那么热，四十度高温，年近花甲的他照样在现场，晚上直接露宿黄河滩上。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全国水利基本是烂摊子。黄河、淮河连年决口，沿岸百姓动不动就受灾，流离失所的人不在少数。傅作义刚接下水利部长的担子，就直白说自己在水利上是“门外汉”，光坐办公室肯定干不好，得多往现场跑，向老百姓学真东西。

1951年这次淮河视察，是治淮工程启动后的关键调研。那三十里土路坑洼泥泞，汽车根本开不进去，随行人员本来想安排他坐毛驴，他一口回绝。他说搞水利的不能怕走路，踩着泥才能摸清河的脾气。一路上他碰到当地老船工、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都要停下来聊几句，问往年洪水最深淹到哪，哪段堤岸最容易出问题，问到的情况全认认真真记在本子上。这些从基层摸来的实情，比办公室里的报表更管用。

三门峡查勘的经历，更能看出他的劲头。那是1950年盛夏，陕县一带气温冲到四十度，屋里的桌椅摸着都烫手，坐着不动都一身汗。年近六十的傅作义戴着草帽，沿着黄河滩一步步走，挨个核对坝址的地形和水文数据，汗水把整件衬衣浸得透湿。他有胃病，得少吃多餐，出门就揣着馒头干，饿了就掏出来嚼两口。到了晚上，他不肯找地方住宾馆，就和随行人员一起，在黄河干沙滩上铺草席露宿。身边人劝他年纪大了别硬扛，他摆摆手说，当兵的时候比这苦得多，住在河边，才能摸透黄河的性子。

那些年傅作义的脚印，几乎踏遍了全国主要的水利工地。从永定河的官厅水库，到湖北的荆江分洪工程，再到珠江三角洲的堤围建设，哪里有重点工程，他就往哪里跑。他到工地从不先听汇报，先去看工程现场，再钻工人的工棚，去食堂看大伙吃的好不好，连民工的住宿条件都要挨个过问。很多一线工人都认得他，说从没见过这么接地气的部长。

部里的工作分工也很顺畅。李葆华在北京主持日常事务，把行政、调度、人员安排这些事打理得井井有条。傅作义就沉在一线摸实情、解难题，两个人一内一外配合得十分默契，硬是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水利事业，一步步撑出了局面。

傅作义在水利部长的岗位上干了23年，大半后半生都耗在了江河工地上。他不靠嘴说，全靠脚底板一步步走出来的实绩，把治水安民这件事，扎扎实实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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