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我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愤怒”！
 
万斯在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了这句话，他明确表达了对一个收入水平相对偏低的国家正在发展自身经济这件事的不满。


可这场演讲最让人记住的，不是这句“愤怒”，而是他紧接着补上的那后半句：“但我最愤怒的是，美国领导层让这一切发生了。”让这一切发生了。


你品品这个措辞。就好像中国十四亿人的工业化进程，是华盛顿某个文员签文件时打了个盹，不小心放行的一笔订单。这种表达方式早已超出了政策辩论的范畴，它是赤裸裸的情绪宣泄，是对过去几十年全球产业链变迁的一种“不甘心”的直接袒露。


其实问题从来不在中国制造本身。本世纪初那几年，美国张开双臂迎接中国商品进入沃尔玛的货架，那时候T恤衫、塑料玩具、便宜的家具涌入美国港口，没有哪个美国政客在演讲台上拍桌子喊“愤怒”。


因为那套玩法是他们熟悉的剧本，富裕国家坐在价值链顶端搞研发、做品牌、玩金融，发展中国家踩缝纫机、拧螺丝、消耗能源。


那个分工模型里，中国越能干，美国企业供应链越顺畅，消费者享受的低通胀红利越持久，整个体系运转得行云流水。当时没人把这种状态叫作“中国冲击”。


等到中国开始造车了，而且是新能源汽车；等到中国开始把光伏板铺遍全球，把电池做到让传统车企坐不住；等到电子产品和精密设备在出口清单里越占越大的时候，“冲击”这个词才猛然被搬了出来。


万斯在另一个场合把话挑得更明。他直言，全球化的原始逻辑就是让富裕国家继续往上爬，穷国老老实实在底下做简单的东西。这话不藏着掖着，坦率到让人没法装作听不懂。规则是可以存在的，但你只能在规则给你划好的那条赛道里跑，一旦换了赛道，规则就变成针对你的武器。


这个国家走了一条从衬衫换飞机到自己做飞机的路，中间跨越了数不清的环节。冶金、装备制造、新能源、轨道交通、电子设备，一个门类一个门类地补齐。


制造业增加值爬坡的过程不是靠谁“恩准”的，是靠几代人在流水线上、在实验室里、在工地上熬出来的。


西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向外转移基础制造产能时，决策层内部并非没有风险预判，有人明确提过这可能导致俄亥俄、密歇根那些工业州的工人丢掉饭碗，但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值得”，因为这样能换来一个繁荣的、遵从西方秩序的“伙伴”。这是一种极其自负的算盘。


后来的事情没按他们预想的剧本演。那个被假定会停留在低端分工位置的经济体，没有止步于做简单的出口加工，而是沿着产业链一级一级往上啃。


这个过程确实给很多国家带来了真实压力，不光是美国，韩国、日本、德国、土耳其、印度、巴西、印尼，不少传统制造国都在喊“受不了”。


真正需要掰开揉碎审视的，是当这种压力被包装成道德叙事之后，背后那套双重标准。自己搞产业补贴叫战略布局，别人搞就是破坏市场秩序；自己技术领先叫自由竞争，别人追上来了就叫不公平贸易。


万斯那场演讲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正因为他把这种情绪不加修饰地倒了出来。他不跟你绕弯子，不跟你在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或者关税税则号上磨嘴皮子，他直接把矛头对准“崛起”这件事本身。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全球化本该有的样子的深度失望。在他理想的图景里，全球化不该是让更多国家有能力爬到价值链上层，而应该是一套维持层级固化的装置。当这套装置失灵了，愤怒就来了。


但这种愤怒的方向完全拧了。过去几十年，美国本土大量基础制造环节被剥离，服务业和金融业占比越来越高，供应链依赖海外成为常态。


这个过程里赚到的利润去了哪里、丢掉的工作岗位怎么补回来，这些内政议题被一个外部靶子取代了。把责任推给一个“没被阻止”的外部力量，远比在国内推动艰难的再工业化要省力气得多。


企业用脚投票的原因从来不是谁“偷走”了什么。跨国公司的董事会盯着的是成本、利润率和交付周期，中国庞大的工业人口、完善的配套能力和持续改善的基础设施，把综合成本压到了其他地区难以竞争的水平。


这种产业集群效应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靠哪个国家的“失误”就能解释的。万斯可以愤怒，但那个愤怒投射的方向，更像是对着镜子里的美国决策史。


站在2026年回看，这场演讲的价值在于它撕掉了某种伪装。当技术性争论被剥开，底下翻涌的是一种关于“位置”的焦虑。


那个位置曾经被认为是由历史锁定的，是写在全球化分工蓝图里的，是不可僭越的。当一个收入水平曾经偏低的国家拒绝永远待在那个位置上时，情绪失控就发生了。


万斯的坦诚让人没法绕开这个问题：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给所有人提供向上走的梯子，还是给某些人划定待着的笼子？如果只有维持差距才算合理，那所谓的“公平竞争”又从何谈起。


信源：参考消息：英学者：“中国冲击2.0”是西方维护霸权的辩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