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张作霖在杀与不杀李大钊之间犹豫不决，蒋介石的一封电报，让张作霖下定了决心......
1927年的北京，空气里总带着股子压抑的味道，那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牢牢把控着这座古城，自封安国军总司令，四处派军警抓捕那些推动国共合作的革命者。李大钊作为北方区的负责人，没日没夜在北京城里联系工人农民，组织各种活动，促进国民党跟共产党的联合工作。身边不少人看形势不对头，劝他赶紧离开北京躲躲风头，可李大钊觉得身为领导，得留在大家身边扛着事，就没走。随着张作霖的搜捕越来越猛，李大钊只好转到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里暂避。谁知有个叛徒把这事儿捅了出去。
4月6日一大早，300多名军警特务拿着枪围住大使馆，冲进去翻箱倒柜，李大钊想烧掉些文件，却被拦住，结果他跟其他59人一块儿被抓，关进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张作霖这么干，本质上就是想清除威胁他统治的革命力量，顺便搜出些苏联相关的证据来给自己撑腰。他从使馆里拖走七卡车文件和物品，赶紧编了本《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说是证明抓人是正当的。其实这书里头的东西，很多是拼凑的伪证，就为了糊弄舆论和国际社会。逮捕消息一传开，北京的知识分子、学生们炸了锅，纷纷抗议，西方国家也对闯使馆这事儿表示不满。苏联那边更火大，大使带着30多名馆员几天后就撤离中国，还威胁要断交。在莫斯科，10万工人职员上街游行，高举标语谴责军阀的野蛮行径。张作霖本来就出身绿林，手段狠辣，这次行动也暴露了他的军阀本性，不顾外交规矩，直接动粗。
逮捕之后，狱里的日子对李大钊来说是场硬仗。他面对审讯官的各种逼供，挨了电刑、老虎凳、竹签扎手指这些惨无人道的刑罚，可他愣是一点机密都没漏。张作霖见审不出啥，派手下杨宇霆去劝降，杨开出条件，说只要李大钊肯为张作霖和吴佩孚效力，高官厚禄随便给。李大钊直接回绝，说张作霖凶残，吴佩孚跟他狼狈为奸，自己绝不帮忙，宁愿过苦日子也守住气节。杨宇霆碰了钉子，只能灰溜溜走人。与此同时，全国上下从工人到学生、商人到学者，都联名写信给张作霖，要求放人。这些信堆得像小山一样搁在他王府的书房里。
张作霖在杀与不杀之间纠结了好一阵，一方面李大钊在社会上名声大，杀了他怕闹出更大乱子，舆论压力山大；另一方面，李大钊代表的革命势力确实戳中了他的痛处，威胁到他的江山。他还发电报问前方将领的意见，张学良回话说别杀，张宗昌和孙传芳却主张赶紧下手。就在这拉锯的时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来了，内容直戳要害：前方在讨赤，后方抓了要犯却拖着不杀，怕服不了众将心，得马上处决以绝后患。这电报让张作霖下定决心，他最怕的就是统治动摇，蒋介石这话说到了他心坎上。话说回来，蒋介石自己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大肆抓捕共产党人，手上血债累累，这电报无非是想拉张作霖下水，一起对付共同敌人。
张作霖收到后，召集手下商量，决定推进审判。社会压力没停，北京大学师生联名上书，各地报纸登文章谴责，上海工人罢工，武汉学生游行，国际上西方媒体也报道了这事儿，加重了张作霖的顾虑。但蒋介石的电报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犹豫的天平。张作霖的军阀作风在这儿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顾各界呼声，硬着头皮往前冲。整个过程从逮捕到决定，拖了22天，充满了对抗和博弈。李大钊在狱中没屈服，保持了革命者的风骨，这事儿后来成了很多人心里的标杆。张作霖编的那本汇编，本想洗白自己，结果适得其反，暴露了更多伪造痕迹。苏联的抗议和游行，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军阀的蛮横。蒋介石呢，他这封电报不光影响了北方，还反映出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意图，四一二后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回想起来，这段犹豫期其实是各方势力角力的缩影，张作霖表面强硬，骨子里也怕事儿闹大，可蒋介石的推波助澜，让他选择了最狠的路。
电报一到，张作霖就命令开特别法庭。4月28日上午10点，在京师警察厅秘密审理，只用了70分钟，就判李大钊和其他19人死刑，下午2点直接押赴刑场。刑场在西郊空地，四周拉起警戒线，士兵持枪把守。张作霖特意要求用绞刑，还延长过程来折磨。李大钊第一个上刑架，没戴眼镜，神色平静，整个行刑近28分钟，分三次绞紧松开，最终结束。他牺牲时才38岁。这事儿一出，全国震动，更多人谴责张作霖的残暴。蒋介石和张作霖因为这类血腥举动，双手沾满鲜血，留下千古骂名。张作霖后来也没好下场，1928年就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蒋介石则继续他的独裁路，但历史终究给了他们应有的评价。李大钊的牺牲，反而激发了更多革命热情，推动了后续的斗争。说到底，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军阀的统治靠暴力维持，早晚会崩盘，而革命力量的韧性，才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