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

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1949年12月，解放军逼近成都，城里乱成一团，新津机场挤满了想逃难的人，几万口子围着寥寥几架军机，能不能登机全看有没有硬关系。就在这生死关头，张大千靠着国民党高官张群的帮忙，拿到了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敦煌壁画临摹品上了飞机，捡回一条命。旁人看着眼红，可知道他俩交情的人都清楚，这份忙不是临时求来的，是几十年的情分堆出来的。 张群和张大千都是四川老乡，还沾着同宗的亲，张群比张大千大十岁，早早就在国民党里当大官，做过上海市长、四川省主席，而张大千是画坛里冉冉升起的新星，两人能结下缘分，全因骨子里都爱画画，尤其痴迷清代画家石涛的作品。二十年代末，张大千在上海借居，经朋友引荐认识了时任上海市长的张群，一进门就看到张群收藏的石涛十二幅通景屏风，当场就夸张群眼力好，张群也早听说过这位老乡模仿石涛能以假乱真，两人越聊越投缘，当场就订了交。那时候张大千还没那么出名，张群就常托人找他订制扇面，1927年订的《仿金农枇杷》扇骨上还留着张群的字，到1932年张大千画《江畔行吟》时，已经在题跋里叫他“老长兄”，足见情谊早就深了。 往后几十年，张群成了张大千最坚实的靠山，不管是艺术上还是生活上，只要张大千有难，张群从没推辞过。1941年张大千要去敦煌临摹壁画，那地方偏远荒凉，颜料、纸张都缺，张群当时虽不在敦煌，却特意让人用军用飞机把一箱箱颜料往那边送，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可临摹到一半，有人诬告张大千“毁画”，说他破坏古迹，要查办他，又是张群从中协调，帮他洗清冤屈，让他安安稳稳在敦煌待了两年多，临摹出两百多幅壁画，这才有了后来画风大变的张大千。1944年张大千从敦煌回四川，张群正做四川省主席，直接筹了五万块钱帮他办画展，把那些敦煌临摹品全展示出来，一下子让张大千火遍中外，连外国人都知道了这位中国画家。更早之前，南京沦陷时张大千被困北平，还被日本宪兵队抓去问话，也是张群在重庆多方奔走，帮他化装成商人逃出北平，甚至借着“张大千遗作展”的幌子打掩护，救了他一命。 张大千也从没亏待过这份情谊，他一辈子给张群画了无数好画，三十年代画的《致张群山水花卉合册》，十二开山水全是仿石涛的笔法，十二开花卉学尽了古代名家精髓，每一笔都下足了功夫。后来张大千去阿根廷、美国旅居，不管走多远，每年都要寄扇面给张群，1974年的《松山远眺》、1975年的《文山老梅》，每一幅都藏着牵挂。到了八十年代，81岁的张大千还亲手刻了套“旭日东升”紫砂壶，上面画着敦煌飞天，送给91岁的张群，说是给“一生的贵人”的礼物。 所以1949年张大千找上门时，张群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当时张群是西南军政长官，跟着蒋介石住在成都军校里，手里握着调配军机的权力。张大千跑去找他要出路，张群立刻在撤退的军机上给他留了三个座位，还特意在机票上注明“特准携带行李八十公斤”，就为了让他能带走那些宝贝壁画。可张大千收拾完才发现，光临摹品就超了重，只好再去找张群，张群又托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和空军武官，把多余的画当成他们的行李，装上了蒋介石的专机。到了机场，张群怕路上出意外，还派自己的专车送他们出城，要知道当时成都街头全是路障，没有官方车子根本出不了城。 后来有人统计，张大千那次带了78幅敦煌临摹品，到台湾后先借出去展览，1968年遵守承诺捐了61幅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画现在都是镇馆之宝。而张群收藏的张大千作品，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横跨半个世纪，后来“中行庐”珍藏拍卖时，那些扇作、画卷一亮相就震惊了收藏界，人人都说这是两人半世纪情谊的见证。 张群和张大千的交情，早就超越了普通的老乡或朋友，是艺术上的知己，更是生死相托的兄弟。1949年那三张机票，看似是张群给的特权，实则是几十年互相扶持换来的情分，也正是这份交情，让张大千和他的艺术珍品能在乱世中保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