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工作时间永远不超过8个小时，而且从来不加夜班，只要一下班，钱学森就会交代

钱学森的工作时间永远不超过8个小时，而且从来不加夜班，只要一下班，钱学森就会交代秘书：电话放在你那，没天大的急事，别让我接电话。 早在美国学习工作的二十年里，钱学森是出了名的“工作狂”，那时他一门心思扑在学术攻坚上，眼里根本没有休息的概念。有个犹太籍校友回忆，有个假日不管是感恩节还是圣诞节，自己在学校赶功课，以为整栋楼只有自己，把留声机开得很大，结果被人猛敲墙壁，开门一看正是钱学森，原来他早就在里面钻研了，后来还送了最新论文当道歉，可见连节日他都泡在实验室里。研究圆柱翘起稳定问题时，他光手稿就写了八百多页，可最后发表在《航空学报》上的论文只有十页，写完他先在档案袋上写了“Final”（最终定稿），没过多久又加了句“nothing final”（没有什么是最终的），还打了三个感叹号，这份较真劲儿让他对每个细节都死磕到底。在麻省理工教书时，他在黑板上写满冗长算式，有学生突然问另一个难题，他转身就给出答案，学生们惊叹他脑袋里能装下两套复杂演算，却没人知道他为了吃透这些知识，常常困了就把两张长板凳拼起来躺一会儿，醒了继续干。二战后他作为美国航空顾问委员会成员，参与撰写13卷的《迈向新高度》报告，光他负责的就有5卷和技术附录，这种高强度工作对那时的他来说是常态。 回国后之所以能做到8小时高效工作，不是因为松懈，而是他从“自己干”变成了“带团队干”，靠的是科学方法和管理智慧。他常说研制导弹“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知道两弹一星是成千上万人的系统工程，光自己拼命没用，得靠整体优化。他提出建立总体设计部，专门找任务里最费时间的“关键线”，集中力量突破这条线，整个项目的进度就跟着提前了，就像家里办大事，先把最耗时间的备菜环节搞定，后面的流程就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研究员回忆，钱所长从不把精力浪费在琐事上，他主动辞去国防部五院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就为了躲开柴米油盐、办幼儿园这类杂事，专心抓业务。他上班常从家步行到研究所，穿的衬衫胳膊肘还有补丁，却会自掏腰包买点心、瓜子，周末开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不管说的跟力学有关没关都欢迎，就是靠这种方式调动团队积极性，让每个人都能高效出力。 这种高效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他对工作质量的极致把控换回来的。他在力学所组织学术报告会，谁要是讲错了、讲不清楚，要么回去重准备，要么就被当场问住，连打瞌睡的听众都得站起来复述内容，没人敢在他面前敷衍了事。立项时更是严格，有研究员因为没想清楚关键问题、拿不出解决办法，被他问得哭了出来，但只要方向对，他会主动“送项目上门”，知道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氟化学水平高，就把提高火箭推力的相关研究送过去，既省了时间又保证了质量。1956年周恩来总理让他写导弹研制的书面意见，他第二天就交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把研究、设计、生产的框架写得清清楚楚，这种精准高效的规划，让后续工作少走了无数弯路。 他在美国的拼命是为了打下坚实基础，回国后的高效是为了带好队伍，两者都是为了做事，只是方法不同。在美国时他年薪15万美元，200平的豪宅都抵不上一年工资，却愿意为了一道薄壳变形难题写五百多页手稿，还标注“不满意”，这种对科学的较真，让他回国后能一眼看透问题关键。回国后他每月工资只有350元，加上学部委员补贴才400元，却靠着“关键线路法”让两弹一星在短短十年内成功，比很多国家几十年的研究进度还快。有次力学所做爆炸成型实验，把铝板炸成合格零件，他高兴地举着零件绕着全所职工展示，这份成就感不是靠加班换来的，而是靠团队高效协作达成的。 那些说他“变懒了”的人根本没看懂，美国时的拼命是个人才华的爆发，回国后的8小时工作制是领袖智慧的体现。他知道搞大国重器不能靠个人硬扛，得靠科学管理和团队力量，所以才会在下班后天塌下来也不接工作电话，因为他把工作安排得明明白白，8小时内足够高效完成，更因为他要留着精力思考更关键的战略问题。从拼长板凳睡觉的研究员，到8小时高效办公的领导者，钱学森的转变里藏着的是让中国航天站起来的秘诀：不是蛮干，而是会干；不是靠一个人的才华，而是靠一群人的力量。